1890年初，契訶夫已顯現出一些肺疾的征兆，卻忽然宣布將趕赴薩哈林島旅行。彼時，薩哈林島是俄國最大的流放地，沙俄政府利用薩哈林進行苦役殖民，將罪犯、流放者和政治犯押送到此，以服苦役并充當殖民者，為俄國東部開發提供勞動力。契訶夫花了三個月的時間，采訪了數千名囚犯和定居者，并在三年后開始以《薩哈林島》為題發表他的研究成果。1895年，《薩哈林旅行記》單行本得以出版。
《薩哈林旅行記》一書不僅揭示了帝俄司法系統下極端的社會形態，也展現了一種新的寫作方式：融合文學意識與社會調查的方法。這種風格，正是基倫·納拉揚在《生活在寫作之中》中所推崇的。納拉揚認為《薩哈林旅行記》具備強烈的非虛構作品與民族志寫作的特征，這些特征無疑為每一位非虛構寫作者——無論是學術寫作還是面向大眾的寫作——提供了可供參考的方法。
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將納拉揚的這部作品視為一本工具書、一本非虛構寫作方法論手冊——但作者想要表明的立場并不止于此。本書的英文標題“Alive in the Writing”已經暗示了這本書的獨特視角：不同于“live by writing”中工具化的策略，alive意味著寫作不只是一個可教授的技術問題，而是流動的、鮮活的存在狀態，是寫作者通過情感化的表達參與世界的必然過程。在記錄的同時，書寫者也“活在”自己的文本中。
《生活在寫作之中》，作者: [美] 基倫·納拉揚，譯者: 淡豹，薄荷實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8月
撰文｜薛晨如
跨越學術與文學的寫作實踐
基倫·納拉揚出生在印度孟買，現為美國威斯康星大學人類學教授。流動的文化身份使她更加關注本土與全球、文學與學術的裂隙，并一直在嘗試不同體裁的寫作實踐，包括回憶錄和小說等作品。在學術領域，納拉揚也探討民族志寫作的多樣可能，例如如何在科學性與敘述性之間取得平衡，如何在文本中體現不同文化的聲音，而不僅僅是研究者的觀察和分析。《生活在寫作之中》正是這樣的產物。
納拉揚在《生活在寫作之中》中將寫作的對象大致分為四個部分：地點，人，聲音和自我，依此搭建了本書第二至第五章的主體框架。其中，地點部分強調通過塑造人們生活的地方，來展現環境所喚起的氛圍和情感——必要時應當采用多感官描述、視角轉換、談論動態變化以及交替使用遠景和特寫等方法來捕捉身臨其境的感覺。人物部分指出了對個體進行描繪的重要性——這是打破類型化的抽象描述以及刻板印象的有效方式。除了描繪人的外貌、習慣與性格特征，也可以通過記敘人的物品來展開故事，甚至通向人物的信仰、想象等內心世界。
聲音一章則進一步拓展了“寫作如何捕捉現實”的問題。納拉揚關注如何在文本中保留受訪者的語言特色，也討論了如何在民族志寫作中找到合適的表達方式，使不同的聲音得以共存。她提醒寫作者，在面對口語表達與書面文本的轉換時，應當注意忠實呈現人物的語氣、節奏和言語習慣，同時避免簡單的轉錄，而是通過適當的敘述方式，使得對話具有敘事張力。此外，她強調，民族志寫作并不局限于“被研究者的聲音”——寫作者自身的聲音同樣構成文本的一部分。因此，在書寫過程中，學者需要找到自己的寫作風格，并思考如何在第一人稱的介入與客觀描述之間取得平衡。
最后，自我的部分則圍繞民族志寫作中研究者的在場性展開。納拉揚認為，民族志寫作不僅僅是關于“他者”的記錄，也包含了寫作者自身的成長、感受和思考。因此，她鼓勵學者適當地在文本中呈現個人經歷，并借由反思的方式，揭示研究者在田野調查中的位置及其對研究的影響。這種自我書寫并非為了強化作者的主觀性，而是為了讓讀者更清晰地理解研究的過程，并看到田野調查如何塑造了學者的觀察視角。在這一點上，納拉揚的觀點與近年來民族志研究中對“反身性”（reflexivity）的強調相契合，即研究者需要意識到自身的位置，并在文本中對其可能帶來的影響進行自覺的審視。
書中每一主題單元都不同程度地穿插了作者總結的寫作技巧、契訶夫的經歷與傳記片段、引導讀者進行自由寫作的提示詞、契訶夫的作品選段、其他人類學家或民俗學家的文本，以及作者對這些選段的分析。較之于常見的線性敘事模式，這本書更像是一個展覽，納拉揚兼任策展人與講解員的角色穿梭于其中，并設置了一個個供你實操的工作坊，指引讀者依照給定的方法進行充分練習。
契訶夫。
契訶夫與民族志
契訶夫的作品、對他如何寫作的分析，以及他的生平故事，是引導全書的線索之一。正因如此，這也是一本別具一格的了解契訶夫的書，他的寫作歷程是對讀者目光的導覽，使我們得以透過作品的表征一窺他本人的性格、形象與獨特的人格魅力。契訶夫的文字中沒有高調的情緒宣泄，而是通過細節的堆積、人物的刻畫，呈現現實的復雜性。這是一種極具民族志精神的寫作方式——讓事實本身說話，而非依靠作者的主觀判斷。
這種“去個人化”風格，與早期的民族志寫作強調的“在場”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傳統的民族志寫作要求研究者進入田野，與被研究對象進行長期互動，獲取深度的文化理解，記錄并詮釋他人的生活。這種在場性提示了個人經驗與視角可能帶來的偏差和影響，并通過反思性的分析規避一種“全知全能”的敘述視角。而契訶夫的書寫方式卻有所不同，他幾乎不在自己的文本中留下痕跡——這與他的小說創作風格一脈相承。在《薩哈林旅行記》中，他用了大量的統計數據與采訪記錄，并盡量規避情感表達或道德批判。這與當時俄國盛行的文學傳統不同，也與傳統的民族志寫作有差異。這一寫作方式啟發了納拉揚，使她提出了“創造性非虛構寫作”這一概念。
所謂“創造性非虛構寫作”，涵蓋隨筆、回憶錄、傳記、游記、文化批評等多種文體，不必拘泥于特定的體裁或學術規范。納拉揚認為，契訶夫在《薩哈林旅行記》中的寫作具有創造性非虛構的特征。他并沒有刻意迎合某種特定的學術規范化要求，然而他對田野對象的細致描繪和對現實空間及人物的構建，通過敘述結構和細節的設置形成了另一種不同于傳統民族志的現實感。
在過去幾十年里，民族志對研究者“在場”的強調已逐漸轉向對“多點”或“去中心化”敘事的接受。例如克利福德·格爾茨的“深描”方法（Thick Description）就是通過文本細節來讓讀者身臨其境，而不是單純訴諸作者的個人體驗。從某種意義上說，納拉揚的寫作主張正呼應了人類學科內部的變革：隨著對研究對象與范圍的拓展，民族志不再拘泥于單一的、全能的作者視角。
然而，納拉揚雖然努力挑戰傳統學術寫作，使之更具個性化與故事性，卻并未進行更加系統的討論：不同學科與不同研究對象是否有其不同的評價維度？在一部完整的作品中，我們固然無法事無巨細地對一切場景和人物進行深描，因此我認為，比掌握方法更重要的，是在描繪多樣化的對象時對不同方法的取舍。
《薩哈林旅行記》，作者: [俄] 契訶夫，譯者: 馮玉芝，上海譯文出版社2025年3月
自由寫作的悖論
在本書的閱讀過程中，我始終在思考的是：納拉揚的這些方法與傳統民族志寫作有何差異？我們應當如何運用這些方法？寫作者要怎樣在學術嚴謹性與敘述自由之間找到平衡？民族志寫作不僅僅是寫作技巧的選擇，還涉及學科傳統、理論分析方法和倫理考量。書中雖提供了大量示例，但似乎缺乏更明確的指導，說明如何在不同學科背景或寫作體裁下選擇和使用這些方法。
接觸過人類學的讀者或許對“自由寫作”（freewriting）這一概念并不陌生。我第一次聽到這個概念是在多年前的一次寫作工坊上，針對同學面對博士論文無法下筆的情況，老師向大家建議了這種方法——“重要的是‘寫’，維持一個‘寫’的狀態，讓腦海中的內容自然流淌。”這一方法的核心原則是持續書寫而不加以修改或審查。在固定時間內，寫作者需要不斷地寫下自己的思考，即使內容混亂、不完整或看似無意義也不停止。這一過程強調速度、流動性和不受約束的表達，目的是讓潛意識的想法浮現，并減少因過度編輯或自我批判帶來的阻礙。
納拉揚在本書的第一章也提到了這種方法，并希望讀者在閱讀全書的過程中按照她給定的提示詞進行自由寫作的訓練。例如，在地點一章，作者介紹契訶夫十分關注薩哈林島上定居點的命名，發現島上屯落的命名都是為了紀念西伯利亞的省長、典獄長乃至醫生，而非重要的早期探險家。緊接著，她給出了這樣的提示詞：“列出幾個對于你的項目有重要意義的地點名稱。這些名字如何揭示權力關系？你從中能感知到哪些文化價值？”
如果按照自由寫作的要求來看，寫作者需要嘗試放棄對語言和思維的刻意控制，任由潛在的思緒、記憶、聯想流入文本。這是一種近似于現象學的方法，即假定意識并非線性、邏輯性的，而是斷續的、跳躍的、雜糅著感知和思考的，并要求研究者在懸置既有觀念后，對經驗本身進行純粹描述。然而，提示詞中的“權力關系”“文化價值”等概念，似乎又暗示著特定話語與理論結構的存在，預設了文本的分析方向。這種潛在的限制使我意識到，納拉揚的方法對我來說實踐起來尤為困難。因為書寫本身已是對思維進行結構化的過程，語法、邏輯和書面表達的基本框架，以及文本的線性特征，已經決定了寫作中特定秩序的存在，更不必說提示詞本身假定的理論背景。
不過，一個豐富的方法工具箱總能讓我們找到趁手的工具。對我來說，這些提示詞的作用更像是對五感的引導，使我關注何時該聽、如何聽，以及該觀看什么和感受什么。自由寫作在民族志寫作中的價值，或許不在于徹底解除對思維的控制，而是在于調整注意力的方向——它迫使我們去感知平時容易忽略的細節，捕捉微妙的氛圍，以及重新發現語言的節奏和聲音。在我個人的寫作實踐中，自由寫作會被應用于田野筆記、靈感捕捉或寫作初期的材料積累，而非最終文本的呈現。
契訶夫。
寫作的多重路徑
雖然作者沒有做明確區分，但書中的“民族志寫作”“具有民族志風格的寫作”“非虛構寫作”以及“創造性的非虛構寫作”是不太一樣的幾個概念。《薩哈林旅行記》被視為具有民族志風格的寫作，同時也具備非虛構寫作的某些特征。嚴格來說，民族志寫作通常是為了解釋和分析文化，并要求研究者進行一定時間的田野調查。非虛構寫作則更偏向于講述故事、傳遞信息或表達觀點，其信息來源相對更加多樣。在譯者淡豹接受采訪時還提到，“非虛構寫作”有時不僅指向一種體裁，更是一種對文化政治立場的申明、對所記錄內容真實性的強調。
在讀過最后一章“自我”之后，我似乎理解了納拉揚的用意，也對前述的困惑逐漸有了答案。我們在寫作時要如何運用本書中的方法，以及在描繪多樣化的對象時如何對方法進行取舍，這些并不在本書的討論范圍之內——我們可以將本書視為啟發性的手冊，但它并不提供“何為最優解”的標準答案，因為最優選項往往取決于我們的寫作目標、個人風格，甚至對自我的不斷發掘。《生活在寫作之中》更像是一場關于寫作的對話，而非嚴謹的理論指南。納拉揚的寫作訓練或許更適合那些在民族志寫作或非虛構寫作的邊界上探索的人，這是這本書不同于傳統民族志寫作的地方。
另外，每一個寫作者在處理自己的經驗時都會注意到，文本作為一種表征和介質并不能直接展現個人的經歷和聲音，其傳達還取決于文本如何被解讀，以及整體的故事和敘事如何展開。如何設計敘事、如何搭建故事框架，這些也不在本書的討論范圍內，但這并不意味著作者認為敘事不重要。契訶夫的《薩哈林旅行記》能夠打動人，不僅因為他記錄了監獄里的對話、苦役犯的表情、島上的地理環境等大量具體細節，更重要的是這些細節被精心安排在敘事的脈絡之中，使整個文本形成了一種有節奏的推進方式，讓讀者逐步走入契訶夫的觀察視角，并對薩哈林島的社會現實形成整體性的理解。納拉揚所強調的寫作者的個人參與、情感表達、聲音捕捉，這些方法在文本的前期階段能幫助寫作者生成生動的素材，但在最終文本的構建過程中，我們仍然需要更具整體性的邏輯梳理和敘述規劃。
或許，這種對結構與敘事的討論的留白，也正體現了納拉揚的立場——寫作沒有單一的最佳路徑，民族志文本可以是多樣化的，而如何在“忠實記錄”和“結構化敘事”之間找到平衡，最終仍然取決于寫作者自己。
撰文/薛晨如
編輯/李永博
校對/柳寶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