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歡錢謙益的文章。錢文很特別,氣質陰柔,得力于佛經,行文紆徐而曲折,讀起來很有味。紆徐曲折,從另一面看,就是周全細致,文字像水一樣無所不至,盈滿事理的每一個縫隙,非細心人不能辦也。錢文有個常見套路,先自謙,說自己沒有資格發言,仿佛古代皇帝登基,總要推讓一番,最后“不得已”才坐上了龍椅,錢氏也是“不得已”才開始正文。一入正文,讀者才發現自己被“騙”了,筆端一開,滔滔不絕,這哪是“不得已”啊,簡直是“巴不得”。好在錢氏學識俱高,妙論紛呈,一回生二回熟,讀者如我也很樂意被“騙”。
錢氏這種紆徐曲折、隱忍不發的風格,似乎不僅施于文章,也用在處世上。錢氏為后人津津樂道者,第一是柳如是,其次就是以明朝高官的身份投降了清朝。明清易代之際,棄舊迎新者滔滔皆是,錢氏的特殊在于他本是以熱血著稱的東林黨領袖。當然,放眼歷史,這點也并不特殊。錢氏前后的兩大“漢奸”,秦檜本是態度強硬的抗金主戰派,汪精衛本是刺殺攝政王的慷慨悲歌之士,熱血涼起來比誰都快,高調落下來跌穿地心,也是人間常態。相比起來,錢氏沒有犯下秦、汪般觸碰國人心理底線的大罪,名氣也不夠大,供后人“鑒之”之余還有“哀之”的余地。陳寅恪《柳如是別傳》考證他在降清后復明的活動,這份“隱忍不發”,雖然得不到喜歡黑白分明的廣大群眾同情,但能與性格同樣“紆徐曲折”的知識分子產生共鳴。錢氏在學界小圈子內的名聲遠比民間大范圍里正面。近日我收到嚴志雄先生(以下簡稱“作者”)的《錢謙益的詩文、生命與身后名》《〈病榻消寒雜詠〉論釋》兩種著作,拜讀一過,深感作者學識俱高、妙論紛呈,是學界近年難得的“錢學”佳作。我想就著作者的議題談談自己對錢謙益的看法。我是“巴不得”,而非“不得已”,借題發揮,自說自話,除了最后一節,與兩本著作關系不大,作為書評名不符實,所以托大起了個“錢謙益的文學世界”做題目,還請作者和讀者體諒。
《錢謙益的詩文、生命與身后名》,作者: 嚴志雄,大學問|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4年8月。
錢謙益的“矛盾”
我讀錢謙益的詩文,總覺得有種不協調感。錢氏信佛,但詩中多作艷語。作者在《錢謙益的詩文、生命與身后名》第二章《情欲的詩學——錢謙益、柳如是〈東山酬和集〉窺探》、《〈病榻消寒雜詠〉論釋》第三章《蒲團歷歷前塵事——牧齋〈病榻消寒雜詠〉詩中之佛教意象》分別談到了兩者,此處借用作者的詞,姑且稱之為情欲與佛教。那么,一個文人既寫情欲,又寫佛教,有矛盾么?一般來說并無矛盾。比如“詩佛”王維,詩中隨處可見佛理,但也寫過《洛陽女兒行》這樣的秾艷之詩。佛教中也有“或現作淫女,引諸好色者,先以欲鉤牽,后令入佛智”、“不舍八邪,入八解脫”、“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豬頭,口誦凈戒。趁出淫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等等說法通融兩者。往大里說,作品與人不必一致,歐陽修、司馬光這樣的正人君子都有艷詞傳世。信什么和寫什么,本應各歸各碼。
錢謙益(1582—1664),字受之,號牧齋,江蘇常熟人,明末清初文壇領袖。明萬歷三十八年探花,歷任翰林院編修、禮部侍郎等職,崇禎年間屢遭黨爭牽連罷官。清軍南下時降清,任禮部侍郎,后稱病歸鄉。晚年聯絡鄭成功、瞿式耜等反清勢力。清初詩壇核心人物之一,與吳偉業、龔鼎孳并稱“江左三大家”,著有《初學集》《有學集》等。
但錢謙益的情況有點特殊。他會在艷詩中用佛典,甚而在有關佛教的詩中寫下情欲之句。打個比方,王維、歐陽修、司馬光這些人,吃飯歸吃飯,睡覺歸睡覺,不會混淆,錢謙益直接把飯桌搬到了床上。當然,也不能說毫無先例,禪宗中就有香艷的偈子,比如:“一段風光畫不成,洞房深處暢予情。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里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只許佳人獨自知。”但這些都是禪境的比喻,并非實寫。錢氏則迥然不同。舉兩個例子。《病榻消寒雜詠》三十五:“朝日妝鉛眉正嫵,高樓點粉額猶鮮。橫陳嚼蠟君能曉,已過三冬枯木禪。”這首寫柳如是,“高樓點粉額猶鮮”“橫陳嚼蠟君能曉”都是佛典,與香艷典故夾雜,更顯綺麗。此詩還算典雅,錢氏有一首《休休歌示禪人漢月》,是寫給臨濟宗高僧漢月法藏的,詩云:“休休休,咄咄咄,莫問胡天與漢月……君不見牧齋老人太癡絕,不事參禪不縛律……呵手頻偎酥粉胸,嚙唇屢竊鸚哥舌。”“嚙唇屢竊鸚哥舌”用了《柏梁臺詩》“嚙妃女唇甘如飴”之典,說女人的嘴唇像糖一樣甜美,至于“呵手頻偎酥粉胸”,不必解釋,大家都看得出有多離譜。
這種奇特的習慣似乎來自錢氏一貫的想法。《有學集》中有一篇《李緇仲詩序》,李緇仲是個喜歡流連聲色的晚輩,錢氏為之辯護:
佛言:“一切眾生皆以淫欲而正性命。”積劫因緣、現行習氣、愛欲鉤牽,誰能解免?而慧男子尤甚。茍令阿難不入摩登之席,無垢光不食淫女之咒,則佛與文殊提獎破除,亦無從發啟。
在這段文字中,錢氏把情欲說成開悟的必要條件,如無情欲,則“無從發啟”,無法走上成佛之路。“一切眾生皆以淫欲而正性命”,此語確實是“佛說”,來自《圓覺經》(此經近世多疑為偽經,與本文無關,不贅):
善男子,一切眾生從無始際,由有種種恩愛貪欲,故有輪回。若諸世界一切種性,卵生、胎生、濕生、化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當知輪回,愛為根本。由有諸欲,助發愛性,是故能令生死相續。欲因愛生,命因欲有,眾生愛命,還依欲本。愛欲為因,愛命為果。
錢謙益行書 王維詩扇頁
之所以引用完整經文,是因為錢氏暗施狡獪,將經文中顯然貶義的“因淫欲而正性命”,寫出了中性甚至正面的色彩,繼而引出“慧男子舍淫欲而無從發啟”的結論。此中可見錢氏文學手段高超,真有翻云覆雨之能。有趣的是,這段經文也被明末高僧憨山德清引用。憨山在《書四十二章經題辭》中說:
嗟乎,“一切眾生皆以淫欲而正性命”,顛暝于此,其來久矣!然性與欲,若微塵泥團耳。茍非雄猛丈夫,以金剛心而割斷之,可以出大苦、得至樂乎?孔子曰:“人有欲,焉得剛?”不剛,則于此法門,猶望洋也。是以吾佛出世,最初說此離欲法門,是猶痛處札錐耳。故經中以此再三叮嚀致意焉。凡學佛道,有志于究明此心者,舍此而言行,是猶卻步而求前也。
引用同樣的文字,基調卻完全不同,憨山強調的是無欲則剛,對情欲痛下殺手,“以金剛心而割斷之”,才能“出大苦、得至樂”,否則學佛只能“望洋”興嘆了。很明顯,憨山的引用是符合經文原義的。
那么,憨山是誰呢?錢謙益自稱“海印弟子”,海印寺是憨山在嶗山所建寺廟,憨山正是錢謙益的佛學老師。憨山身后,錢氏還為其《夢游集》作序,而上引文字就出自該集。只能說,錢謙益對情欲的理解,和他的老師差別甚大。《夢游集》中有一篇《示極禪人》,其中說:
無量劫來生死根株,栽向識情窠窟,且又滋之以愛水,培之以欲泥,熏之以無明之火,增長諸苦之芽,即有佛法知見,皆墮外道戲論,但增苦本,非出苦之要也。末法弟子,去圣時遙,不蒙明眼真正知識開示,往往自恃聰明,大生邪慢。不但以佛法知見凌人傲物,當作超佛越祖之秘,且復以世諦文言,外道經書,惡見議論,以口舌辯利馳騁機警,當作撥天關的手段。
“自恃聰明”的“末法弟子”,不想著斬斷“生死根株”、潑去“愛水欲泥”,而只會“口舌辯利”“馳騁機警”,那就難免墮入“外道戲論”。作為《夢游集》的校訂者,錢謙益一定看過此文,感受如何,不得而知,只能付諸后世讀者懸想了。
柳如是《月堤煙柳圖》
《月堤煙柳圖》卷前錢謙益留款
錢謙益的“正統”
作者在《錢謙益的詩文、生命與身后名》第一篇《錢謙益攻排竟陵鐘、譚新議》中,寫到錢氏自恃正統,攻擊竟陵派的鐘惺、譚元春,認為他們熱衷“鬼趣”和“兵象”,是足以導致亡國的“詩妖”。錢氏的批評充滿了危言聳聽的意味,以現代人的眼光看,早已突破了文學批評應有的界限,不過我感興趣的是,錢氏所謂“正統”,究竟是什么?
古人在文學批評時,往往要戴上道德批評的面具,發起者需要站在儒家的立場上,因為儒家的倫理是公認的道德制高點,非佛、道可比。錢謙益也不例外。他在《列朝詩集》的《譚元春小傳》中說:
天喪斯文,余分閏位,竟陵之詩與西國之教、三峰之禪,旁午發作,并為孽于斯世,后有傳洪范五行者,固將大書特書著其事應,豈過論哉!
“天喪斯文”“余分閏位”“洪范五行”都是儒家用語,經常用于道德批判。錢氏將竟陵之詩與天主教(“西國之教”)、禪宗三峰派等意識形態相提并論,稱其“發作”,稱其“為孽”,顯然是想上綱上線,將文學問題拉入儒家正統異端對立的道德場域,以增強打擊的效果——插一句,三峰派的開創人正是前文提到的臨濟宗高僧漢月法藏,“呵手頻偎酥粉胸”的錢謙益對他大搞道德批判,多少有點離譜到滑稽的意味——但錢氏本人的詩風并不以符合儒家正統見長。同時代的詩人,論慷慨淋漓,則有陳子龍;論情韻悠長,則有吳偉業;論經史隸事之妙,則有顧炎武。錢謙益的長處在于博觀雜取,善用佛道和小說之典——對儒家來說,前者是“異端”,后者是“小道”,從這個意義看,錢氏是“正統”的反面。
柳如是《山水人物圖冊》(其一)
不僅如此,錢氏批評竟陵派“凄聲寒魄”“尖新割剝”,是“蚓竅之音”,但本人也頗有此類詩作。如《題滕縣趙宰祠堂辛酉春趙有書遺余譚滅奴方略征播州以勤死》:“拱壁踉蹌鼠,書墻詰曲蝸。”取象猥細,不也是“蚓竅之音”么?《病榻消寒雜詠》十六:“伏鼠盤頭遺宿溺,饑蠅攢口嘬余津。”這種描寫已超出“凄寒”“尖新”,而達到讓人反胃的程度。當然,公正地說,這類句子在錢氏詩中占比不大,只是其多變風格中的小小一變而已。究其實際,脫去了道德正確的面具,錢氏批判竟陵派時所依據的“正統”,并非一種追求純粹的理念,而是一種推許博雜的觀點——換言之,他批判的不是竟陵派寫“尖新割剝”的詩,而是竟陵派只會寫“尖新割剝”的詩。錯的不是風格,而是單調。
單調的對立面是豐富,在傳統文學術語中,有一個表現豐富性的極高評價——“集大成”。詩史上公認的“集大成”者是詩圣杜甫。錢謙益在“集大成”的層面追求杜甫的境界,與明代盛行的復古派在“純粹”層面學習杜甫形成對比,這是顯而易見的,古人也早已發覺。錢謙益這種對豐富性的推許背后,還隱含著一種人與詩不分的觀念,也就是說,詩人不但要寫得漂亮,寫的姿勢也要漂亮,才能顯出天資卓絕、才高學豐。作品如果是推敲苦吟、抓耳撓腮寫出來的,那么價值就要打個折扣,哪怕它本身很好——因為這意味著詩人天資不足、才學俱歉。錢謙益當然不會把這樣的觀點亮出來,但很難瞞過敏銳的評論者。同時代的錢澄之在《與方爾止論虞山說杜書》中說:
若虞山,生長華貴,沉溺于柔曼靡麗之場,又學豐才裕,每一屬思,應手敏給,不知有苦吟一路。
錢澄之可謂目光如炬。不過,我之砒霜,彼之蜜糖,我之所恥,彼之所美,錢澄之認為錢謙益“不知苦吟”,可能根本不是“不知”,而是不屑;而錢澄之以為阻礙錢謙益詩學大成的“生長華貴”“沉溺于柔曼靡麗之場”“學豐才裕”“應手敏給”,可能正是錢謙益要在“不經意間”傳達給讀者的(否則錢澄之怎么知道呢?)。一言以蔽之,詩是錢謙益表現自己的工具,就像名媛在小紅書上發的照片一樣。
《〈病榻消寒雜詠〉論釋》,作者: 嚴志雄,大學問|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4年9月。
一點吹毛求疵
兩本大作給人啟發甚多,但也有一些微不足道的缺漏——這不是作者的錯,而是古人實在博學,今天的讀者都難免掛一漏萬,作者已經做得很好了——比如《錢謙益的詩文、生命與身后名》第二章《情欲的詩學——錢謙益、柳如是〈東山酬和集〉窺探》中,作者注解柳如是詩“拍浮渾似踏春陽”:“‘拍浮’,凝視的焦點移至溫泉中素女劃動著的雙腿。雙腿的動感還糅合著腿的觸感;‘渾似踏春陽’,春日和煦的陽光曬得柔暖滑潤的感覺。”其實,此處用了唐人沈亞之《春陽曲》“長安少女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卻,羅衣空換九秋霜”之典,“踏春陽”是一種舞姿,實不可望文生義,解釋成“春日和煦的陽光”。那么,柳如是為什么要用這個典故呢?原因很簡單,柳如是所和錢謙益原作是《禊后五日浴黃山下湯池留題四絕句遙寄河東君》,“禊”是上巳節,也就是俗稱的“三月三”,上巳踏春,正是古來的習俗,所以“踏春陽”只是點明時節的“季語”而已,不必求之過深。
《〈病榻消寒雜詠〉論釋》第三章《蒲團歷歷前塵事——牧齋〈病榻消寒雜詠〉詩中之佛教意象》,作者注解“聚沙塔涌幡幢影”,“說‘涌’,仿佛現象觸發,非人為念力牽動”,對此字的用法甚為贊嘆。其實,“塔涌”在古典詩歌中比比皆是,幾成套語,如岑參《與高適薛據同登慈恩寺浮圖》:“塔勢如涌出,孤高聳天宮”;杜甫《八哀詩·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龍宮塔廟涌,浩劫浮云衛”;等等——插一句,錢謙益的詩不怎么煉字,因為如前文所說,煉字顯得太用勁、太吃力,是天分不足的表現,愛姿態漂亮的錢謙益當然不屑于此,在字法上基本徑用前人——“塔涌”的典故來自《法華經·見寶塔品》:“爾時佛前有七寶塔,高五百由旬,縱廣二百五十由旬,從地涌出,住在空中。”是說多寶如來塔聽了佛的說法,從地中涌出。有趣的是,“涌”字一作“踴”,也就是跳,梵文作abhyudgamya,更近跳義。后世詩文多用“涌”而不用“踴”,原因不難想見——“踴”指塔跳到空中,符合《法華經》的神話氛圍;“涌”則是拔地而起,用于形容現實中的塔勢,非常貼切而有力。
吳谷祥《虞山十八景》冊之拂水晴巖
作者/程羽黑
編輯/李永博
校對/薛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