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英華逢人就說這是第一回來江南。但他說得不準確。
66歲的他頭一回知道，初春還能是潮乎乎的。早晨離開家的時候，春一點兒沒有醒的意思，北風又干又冷，卷起細沙礫，把路邊的積雪砸得更實。
奔波12個小時后，2月11日，胡英華從內蒙古通遼來到了江蘇宜興。
其實，胡英華本就出生于江南。這次來，是要見親人。上世紀六十年代，在鬧饑荒的特殊時期，幼童幾番輾轉，被送養到千里之外的草原，由經過層層審核的家庭收養，長成壯實的孩子。
這段故事后來被稱為“三千孤兒入內蒙”，是民族團結的佳話。
幾十年過后，當年的孩子多已過花甲。養父母們逐漸離世，曾經不愿意揭開的過往不再是秘密，更像打在心里的一個結。
唯一的解法，就是找到南方的家。
弄堂里的孩子來到草原
“孤兒”，胡英華一度覺得這個詞離自己太遠了。
他長在科爾沁草原，一個蒙古族村落，從小習得蒙語。家里有年長他二十多歲的姐姐，姐夫是牧民，擅長騎馬和狩獵，是附近嘎查有名的老把式，每次外出打獵回來，顧不得下馬，先把他拉上馬背，任風把臉頰刮得通紅。
父親胡明朗，是村里小學的創始人，母親洪光是村干部，曾被評為“全國三八紅旗手”。當年，為了把孩子養結實，洪光挨家挨戶，找了七八個剛生完孩子的婦女給他喂母乳，父親還專門買回一頭牛給他擠奶喝。胡英華一歲多就能跑能跳。高中住校要離家，洪光幾宿不睡，縫完被褥縫衣服，叮嚀再囑咐。
1973年5月，胡英華的養母洪光在村子里的養雞場喂雞。 受訪者供圖
“沒人比我的童年過得更好。”
長大，轉眼又過了大半個世紀，那段過往忽然被拉到眼前了。
“出生時間是1959年底。”
“出生地點是宜興新街塍上村，姓張的人家。”
“被送走是在第二年夏天。”
“母親把你抱去上海，是想讓姑姑找一戶殷實人家，但時局下，哪有人喂得飽多余的一張嘴。”
“她倆把你擱在一戶人家門口，后來被街上巡邏的警察抱走了。”
這些信息，是胡英華前往宜興前、和張家人視頻時，從他們口中拼湊出來的。當年，胡英華有四個哥哥、三個姐姐，大哥、長姐都已成年，對那段挨餓受困的日子，還有相處不久的弟弟，哥哥姐姐記得很清楚。
同一個城市，不少家庭有類似的經歷。那年春天，一對夫妻帶著9歲的蔣幸生和3歲的蔣小娟離開宜興，打算托付給有條件的人家。但9歲的男孩一直拉著大人的衣角不撒手，眼看著裹在被子里的妹妹，在弄堂里的燒餅爐邊被人抱走了。
那是在三年困難時期，整個中國處于缺衣少食的境地，人多地少的江南農村尤為嚴重。把養不起的孩子送走，意味著給他們一條生路。至于送到哪，父母并沒招數，要么求助城市里的親戚，要么去上海——離家最近的大城市，因此，很多戶人家的門口都有了嬰兒的哭聲。
這段故事能有后續，胡英華歸結為“命太好”。
當年他被警察撿走后，送進了上海孤兒院，但這不是長久之計。1960年中央發出的《關于為京津滬和遼寧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提到，京津滬三個城市的糧食儲備情況是：北京有7天存糧，天津為10天，上海無庫存。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當時負責婦女兒童工作的康克清，在北京的一次會議上，遇到了時任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烏蘭夫，請他幫忙支援些奶粉。烏蘭夫應下來，但他想，送奶粉能解決多少問題？
他提議，把孤兒接到草原來，給當地的牧民收養。他們把想法匯報給周恩來總理，總理欣然同意。
孤兒成了“國家的孩子”。1960年前后，在政府的安排下，三千多名孤兒分批次從上海出發，在綠皮火車上顛簸了兩三天，進了內蒙古。根據文字資料和親歷者講述，1960年入冬前，和胡英華一起抵達通遼的六十多個孩子，都陸續被領養家庭抱走。
胡英華幼年時和養父的合影。 受訪者供圖
記憶里的“拼圖”
興許是因為幸福的家庭，或者是天高地闊的草原，胡英華性格里有豁達的一面。吃飯的時候，喝到酣暢處，他就站起來歌舞了。和張家人視頻的時候，胡英華仔細端詳著哥哥們的樣貌，也盤算親生父母的模樣，對當年的情況，倒沒想多追究什么。
屏幕對面顯得忐忑了。鏡頭一直晃，哥哥和姐姐輪番湊過來，一遍遍提起母親把他放在上海街頭的始末。胡英華努力領會夾了方言的普通話，細節難懂，但大致明白了，“他們怕我有想法。再困難的日子，就差我那一口吃的？”
其實，大約六七歲的時候，胡英華就模糊知道，自己是抱來的孩子。但怎么知道的，他說不清，也不在意。
特殊的過往常在最不經意的時候蹦出來。林宏也是那年被送到內蒙古的，十歲左右的時候，年紀相仿的幾個孩子一起玩，一個女孩突然和她說，“你知道嗎，你是要（即：抱來）的。”
因這一句話，母親“打”上對方家門。
十三歲那年，父母又帶回來一個弟弟。姐弟倆有次在外面挨欺負，林宏不甘示弱，打了回去，對方指著他們喊，“你是要的！你倆都是要的！”
母親又是紅著眼找上門，辭了工作，帶著孩子們搬了家。
母親是什么樣的人物？聊起她，林宏會提著嗓，挺著胸，“那是我們家的‘戶主’，有魄力、有肚量，（上世紀）70年代初就在街道領著家庭婦女們搞社辦企業。”但因為別人戳到了一雙兒女的身世，她發了狠地計較。
從那之后，林宏大概明白了什么。她從父母口中得知，弟弟是從醫院一對看病的外地夫婦手里抱的。但自己是從哪里來的呢？她沒敢問。
包括記憶里的一個場景，她也沒求證過。林宏出生于1954年，在那一批孩子里算年長的。印象里，有一天，母親抱著她走到胡同盡頭，再向東拐，夕陽被甩在腦后，先前還被陽光刺得睜不開的眼逐漸對焦在家門口，旁邊站著的鄰居像是等了很久，說了句，“吳主任，孩子抱回來啦。”
在這之前和之后的事，林宏都完全沒了印象，單就這一個畫面，像一塊孤零零的拼圖，一直找不齊旁邊的幾塊。
當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她一樣，平靜擱置這段過往。
常亞南從同學那里知道自己是抱來的孩子時，十五歲，她一邊哭一邊回家問母親。母親把經過都告訴了她，常亞南猛地想起，八九歲的時候，母女倆看電影，散場后下了雨，父親單位的廠長托人送來雨衣，還留了話，“孔廠長說了，不能讓‘國家的孩子’淋著雨。”
常亞南當時覺得好笑，“說我是‘國家的孩子’，哪個孩子不是國家的孩子？”
知道真相后，她才知道這個叫法的另一層含義。“他們（生父母）為什么不要我？”常亞南心里生出恨。
轉頭，她對母親說：“你們養我們小，我養你們老。”常亞南記得父母如何待她，為去牧場買新鮮的牛奶，父親能騎自行車往返10公里。蛋糕、黃油、餅干，這是她日常吃食，南方的香蕉和菠蘿每年也能酣吃那么一兩次。有一次因為嚷嚷著吃甘蔗，養母帶著她坐五六個小時火車到沈陽，買了兩根甘蔗后折返回家。
1995年前后，常亞南和養父母的合影。 受訪者供圖
連帶著那個遠在南方的陌生城市，也成了心里的刺。一位熟識的阿姨老家在上海，母親常托她帶回洋氣的絲襪。常亞南故意摳出洞，扔掉。去商場買暖水瓶，上海產的12元，長春產的15元，看著一模一樣，她寧愿多花錢，也不買上海的。
十五歲之后，她再沒提過自己的身世，嘴硬，心也跟著越來越硬。
約著“去找找”
直到父母相繼去世，常亞南開始覺得孤獨，尤其是每年大年初二，沒了娘家，又沒有兄弟姐妹，家里冷冷清清。
2008年，她在街上遇到舊時的鄰居，一位上海知青，像過去一樣喊她“小老鄉”。嘮了幾句，對方給她留下一句話，“不行，去找找？”
像一粒石子丟進一汪湖，掀不起什么驚濤駭浪，但也攪起了幾圈水波。常亞南當時快要退休，時間多，她想，“不行，去找找。”
歲數大了，心里的恨早就不那么堅固，做母親之后，也多少理解了當年的無奈。去找找，不是為了要什么，或有求于誰。只是想知道自己這一生究竟從哪來，逢年過節若要問候，總得知道該朝哪個方向。
常亞南幾次下江南，參加了上海、宜興、江陰、常州、常熟幾個城市的尋親大會。線索不多，見到和自己長得有幾分相似的，就問幾句。老鄰居曾告訴常亞南，她生母在上海某個工廠上班，但她去的時候，廠子早就倒閉了。
她在公安機關留了血樣，也在媒體上登了尋親啟事，還聯系了幾個政府部門，想找當年的檔案。年代久遠，只找到一張照片：內蒙古的保育員南下接他們的時候，在外灘合了影。
常亞南尋找資料時，從一位保育員那里看到了這張照片，照片里的人抱著襁褓中的孩子一路乘火車，從上海抵達內蒙古。 受訪者供圖
拍完照，她們抱著襁褓里的嬰兒，沿著鐵路線北上。故鄉、親人，就這么像江一樣流遠了，沒法給年幼的孩子留下一點兒回憶。
但身上似乎留了痕跡。自記事起，林宏脖頸右側就有一道小拇指肚大小的疤，天氣稍濡濕就發癢。林宏以為是幼時淘氣受傷留下的。但后來，她認識的四個棄兒，都在同樣的部位有幾乎一樣的疤痕。林宏聽說，當年把孩子送走前，很多家庭會在孩子身上留點標記。
“他們還是期盼有朝一日能認出我。”
要靠這個找到親人，當然太難。但促使他們開始找，這點兒念想就足夠了。
當年坐過同列火車的彼此，如今也互相支撐。一開始大家離散各方，并不相識，好在里面有愛張羅的——聽說誰家的鄰居是棄兒，誰家的嫂子來自南方，常亞南就去聯系，攏起來，以兄弟姐妹相稱。
他們一起過大年初二，一起乘火車南下。那份對“來處”的念想，和家人孩子說不著，和彼此才說得著。
“五叔”回家
“你找找，萬一找到了呢？”去年年底，常亞南聯系上了胡英華，勸他。
胡英華本對這些沒想法。從小學校長崗位上退休后，他生活很清靜，孩子們也都在外地。2024年12月，應通遼市民族委員會約稿，胡英華寫了一篇文章，提到了自己的身世和蒙古族人民對他的養育之恩。
常亞南看到了，輾轉找到他，“胡老師，您文采好，沒準是宜興人，那兒可是出文人墨客。”她一遍遍勸。
胡英華應下來。當月月底，他采了血樣，寄給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公安局刑偵支隊技術大隊（以下簡稱“錫盟公安刑偵支隊技術大隊”）。
早在2021年，警方就開始了行動。當時，全國各地公安開展“團圓行動”，對尋親家庭和疑似被拐人員抽樣采血，建起龐大的DNA數據庫。錫盟公安刑偵支隊技術大隊收到了幾份來自棄兒的申請，據統計，被送往內蒙古的3000多個孩子里，有約800人都被送往錫林郭勒，人數為內蒙古各盟市之首。
2023年，錫盟公安刑偵支隊技術大隊開展專項行動，為“國家的孩子”采樣尋親，后來公布了采樣點位置和郵寄地址，全國各地的血樣都被寄到這里。大隊長烏達木說，截至目前，他們已經給四百多人采樣，其中有41人比對成功。
胡英華就成了其中一個——寄出血樣半個月，就有了好消息。他當年被饑荒抹掉的名字，是“張勤華”。
認親安排在月圓夜，正月十五。整個春節，張家人都在為此忙活。
八個兄弟姐妹，還有他們的后代，總共85口人，選出了一個10多人的籌備委員會。胡英華的侄子是牽頭人，給大家分工，采購、布置、設宴席、講歡迎詞、安排歡慶表演等等，都得張羅。
2月12日，正月十五這天，不到早上8點，最后的準備工作開始——200多米長的紅毯一甩，鮮花擺兩側，寫著“歡迎”字樣的橫幅利落地拉開。到場的有將近80人，光彩排就有兩次。
“要喊齊。”“站隊整齊一點，不要歪，也不要擠。”“五叔回家，不要擋住五叔。”
2月12日一早，在胡英華到家之前，晚輩們彩排認親儀式。 新京報記者 張靜姝 攝
年輕的顧著熱鬧，長輩都立在人群外。85歲的張勤榮默不作聲，已經站了一個多小時，孩子們讓他回家歇著，但坐下沒幾分鐘，他又出來，順著紅毯眺，雙手抱在一起，不時地搓。
他是家里的大哥，1960年他20歲，聽說母親又生下一個弟弟后，他從打工的礦上回家，見還沒滿5個月的弟弟瘦得皮包骨頭，皺皺巴巴。
二哥張勤明也站在人堆后面，偶爾和前來祝賀的鄰里打個招呼，余下的時候就呆站著，眼里噙淚。送走弟弟之后，家里依舊貧困，最難的時候，全家四代18口人靠一口鍋吃飯。
弟弟活下來了嗎？不知道。九年前，母親彌留之際，囑咐張勤明“去找一找”。
家人曾從尋親網站和各地尋親大會打撈線索，但沒音訊。兄弟幾人年紀越來越大，他們覺得，希望不大了。
但胡英華回來了。他個頭不高，一米六多，這天特意穿了一件華麗的藍色袍子，除了口音，確實不像印象里的蒙古族人。下了車，面前密密麻麻的媒體鏡頭，再走幾分鐘就到家，他有點抖，反反復復地說，“謝謝，謝謝。”
2月12日上午，胡英華在錫盟公安刑偵支隊技術大隊民警和志愿者的護送下走向親人。 新京報記者 張靜姝 攝
鞭炮和鑼鼓把人群里的抽泣蓋過去了。
里面一個人，摘了鴨舌帽，問周圍，“你看我像咱這兒人不？”
她叫李亞萍，也從通遼過來，個子不高，打小就被當成南方人。這回她很篤定：“我也是宜興人，剛找著家，明天回去。”
兩個家的“女兒”
李亞萍，就是前面提到的蔣小娟，那個被放在燒餅爐邊的女孩。
相比胡英華，李亞萍尋親的經歷坎坷得多。采血之后一直沒進展。但通過一次基因檢測，她確定自己有三代旁系親屬在宜興。這條線索氣息微弱，想順著它摸到更近的親屬不容易。
李亞萍那位三代旁系親屬叫汪順松，他雖對過往不知情，但熱心，拉著八九十歲的舅舅和父親跟著志愿者挨家挨戶問。舅舅靠著兒時的回憶，手寫出一份樹狀族譜，志愿者們按照上面提到的人，一家家勸，希望對方留下血樣和李亞萍比對。有人愿意幫忙，也有人把他們當成騙子趕出門，還驚動了派出所。
汪順松的舅舅靠回憶寫出一份樹狀族譜。 新京報記者 張靜姝 攝
半個月的時間，志愿者采集到30多份血樣，陸續寄給了公安。比對到第26份的時候，有了好消息：李亞萍找到了二哥蔣幸生，就是當年那個9歲男孩。
她難挨激動，也挨不住疑惑，“志愿者之前遇到的阻力那么大，是不是他們不想認我？”認親前一夜，她睡不著。尤其是見過了胡英華家盛大的排面，她心里揪得更緊。
其實，另一頭的尋找比李亞萍開始得更早。1961年，家里情況稍好點，她母親還去上海找過一次，但沒找到。1993年春天，父親參加了江南地區的尋親會，采了血樣，見到了當年被送到洛陽、邯鄲等地的30多位棄兒，但里面沒有他的女兒。后來的很多場尋親會上，他都一無所獲。
“我可算也有哥哥姐姐叫了。”正月十六，認親這天，雖然沒了父母，但李亞萍緊緊抱住了哥哥姐姐。
2月13日，宜興市徐舍鎮舍頭村，李亞萍認親現場。 新京報記者 張靜姝 攝
心結算是了了，“他們也在努力找我。”
見這些場景，有人心里復雜起來。常亞南愛張羅大家尋親，也去了好幾場認親儀式，但看看自己，十多年沒有丁點兒消息，她也偶爾埋怨，怎么家里人不找她。
或許他們年紀大、不會用手機？或許經濟困難？或許兄弟姐妹當年壓根兒不知道自己被送走了。她幫那個家庭找了不少理由，這能安慰自己。
不過，這些年，常亞南不是一個“家”都沒找到。十多年前，有位老人看到一篇關于常亞南尋親的報道，覺得她就是自己當年送走的小女兒，于是采血比對，但沒成功。老人不相信，認定了常亞南，她也心軟，干脆默認，算是給老人一點慰藉。
老人去世后，家里的大姐也不再尋找小妹，反倒和常亞南一直以姐妹相稱。
常亞南還給溧陽一戶陳姓人家當了6年的女兒。2011年，溧陽尋親會上，一位老人說她像家里被送走的四女兒。這次，采血比對又排除了親緣關系，但老人依舊篤定。
常亞南去陳家拜訪過兩次，她和老人確實面貌相像，當地方言難懂，兩人交流很困難，但老人無論做什么都要拉著常亞南的手，哪怕是去門口井里打桶水。每年母親節，常亞南都會給老人買件衣服寄過去，老人一直穿，穿上一夏天，冬天還要套里頭。2017年，老人去世前，叮囑小女兒，“今后一定要和你四姐聯系。”
人們太渴望把斷掉的親緣續起來了，是不是同一弦，倒也不那么重要。
在找到李亞萍之前，蔣家人也在尋親會上認識了一位河北來尋親的女士。因模樣相似，兩方一度滿懷希望。后來，DNA比對結果沒成功，但蔣家和這位女士保持聯系長達5年時間，還兩次邀請她來宜興。
“采一下，萬一呢”
李亞萍認親那天，村里好幾位老人揣著身份證，找上穿著警服的烏達木。他們有的當年送走了剛出生的弟弟，有的送走了一對雙胞胎女孩。
每次跟著棄兒到江南認親，烏達木和同事都會帶上采血工具，在認親現場旁邊找一間安靜的屋子，登記來者信息，采血封存，帶回實驗室。
每次參加認親活動，民警都會攜帶幾十套采血設備。 新京報記者 張靜姝 攝
胡英華認親現場，有位老人提起，自己有個妹妹，出生第二天就被送走。旁人勸他也去留個血樣，他搖了搖頭，“就有這么大，一點點。”他伸手比劃了一個不足小臂的長度，那是對妹妹僅有的印象。
“活不了。”他很肯定，像在說一件事實，也像在寬慰自己。
活不了，就不用承受“沒去找”的愧疚，也不用經歷可能“找不著”的煎熬。
常亞南找了17年，民政局、福利院、派出所、檔案館，哪哪兒都去過了，登過報紙、發過照片、錄過視頻、去過認親現場，什么失望也經歷了。這事兒快在她心上磨出個繭子來。
“算了，隨緣吧，不再找了。”有時候她也喪氣，何況家人也勸她，找到了又能怎么樣？但轉頭，這事兒還是剜不掉。去年，她和幾位尋親的姐妹相約去上海，“不找了，這次咱們就純玩兒。”飛機一落地，大家心照不宣，第一站又去了上海孤兒院舊址，合完影就開始抹淚。
2024年，常亞南（右一）、林宏（右三）和其他兩位尋親者一起回到上海孤兒院舊址，留下合影。 受訪者供圖
不算當年被抱去，常亞南第一次到這里是2011年，正值孤兒院建院100周年。那里正在修繕，她和另外兩個尋親者隔著窗往里瞧了瞧。門口有一棵百年古樹，臨走前，三個人從樹坑里各挖走一捧土，帶回家。常亞南后來搬了三回家，這捧土她一直留著。
“我們腳步要快，他們的年紀越來越大，等不了。”親人等不了，浸在血肉里的感情也放不下，在江南幫忙尋親的志愿者周六君，一年比一年著急。
他常住宜興，但在新疆經營著自己的生意，兩頭奔波。在宜興的很多時間都用在了尋親上，他常顧不得吃飯，車子一啟動，就要跑好幾十公里。
加上他，這個團隊有15名大多已60多歲的志愿者。這兩年，根據那些模糊的線索，一張照片、出生年月、身上的疤痕、隨身的物件，幾個人一個村、一個鎮地摸排，已經收集到了300多個家庭的DNA樣本，幫助30多位棄兒找到了親人。其中一位，88歲的生母還健在。
周六君著急，也是因為他不光幫別人找，還幫自己找。當年，他的家族里有九個同輩分的孩子被送走，包括年長他5歲的親姐姐。周六君是在找姐姐的過程中，和內蒙古的棄兒取得了聯系。
當初胡英華的血樣，先是比中了張家一個侄子，是周六君給張家打去了電話，又給兄弟姐妹幾人采了血樣。
胡英華認親那天，午宴上，他按照蒙古族的習俗，端起酒杯，右手無名指蘸白酒，向天、朝地各輕彈一下，敬天敬地，最后再蘸酒，觸額頭。
2月12日，認親儀式后張家拍下了這張大合影，四代八十多口人齊聚一堂。 新京報記者 張靜姝 攝
等太陽高起來，儀式也結束了。圍觀的鄰里慢慢散去，院子恢復寧靜。
之前那位肯定妹妹“活不了”的老人，這時還是走向了烏達木，伸出手指。
“我也采一下，萬一呢。”
新京報記者 張靜姝
編輯 彭沖 校對 付春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