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年末以來，“NPD”或“自戀型人格障礙”（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這個詞不斷成為輿論話題的熱點。比如前段時間播出的綜藝《再見愛人》第四季引發了收視熱潮，網友們紛紛討論節目中的幾位嘉賓是否存在NPD傾向。
大眾熱議名人是否疑似NPD，在今天已經不是一件稀罕的事。作為一個專業名詞，NPD的確診有嚴格的專業程序，它在大眾語境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濫用乃至遭遇污名化，但這種現象本身確實也切合了人們的一種隱秘焦慮：在一個自戀文化大行其道的社會里，我們熱衷于對“自戀”進行診斷與自我診斷。近年來國內的出版市場亦成為這一現象的風向標，從克里斯托弗·拉什的《自戀主義文化》（2013）、簡·騰格的《自戀時代》（2017），到近年來的韓炳哲《愛欲之死》（2019）、齋藤環的《自傷自戀的精神分析》（2024），與“自戀”或是“自我”相關的書籍往往都能獲得不小的關注。
不過，在我們談論自戀時，常常如鑒定NPD的網友一樣，傾向于將其視作純粹個人化的情感或者心理問題。但自戀現象之所以引發人們的關注與焦慮，除了因為它日益成為人們頻繁體驗到的心理現象，還因為它與更宏大的社會文化變遷相關。在這方面，奧地利學者伊索爾德·沙里姆（Isolde Charim）近期翻譯為中文版的作品《自戀與服從》提供了許多新的洞見。
通常來說，自戀者給人的印象正如克里斯托弗·拉什在《自戀主義文化》一書中所提及：“把靠個人經驗獲得的任何真知灼見和價值觀都排除在外”，標榜自我的獨特性與優越性——自戀者似乎只愛自己、也只需要愛自己。但在沙里姆看來，這種我們日常意義上的對自戀的理解并不充分，自戀本身內含的矛盾性遠比我們想象得多。當Deepseek這樣的人工智能技術發展正在引發人類越來越嚴重的主體性焦慮時，我們會意識到這種矛盾性呈現得更為明顯。
《自戀與服從》，作者: [奧] 伊索爾德·沙里姆，譯者: 桂書杰 等，理想國｜上海三聯書店 2025年1月。
自戀者只需要自我之愛嗎？
同如今流行的許多當代歐陸哲學家類似，沙里姆的自戀分析起于對思想史的回溯。在弗洛伊德那里，人類的自戀經歷了兩個階段的發展，在所謂原初自戀的階段，嬰兒時期的人們無法區分自我與世界的差異，他感受到與世界的快樂同一，人是一種“海洋一般的存在”。隨著諸如失去母乳喂養等來自外部世界匱乏的降臨，人們逐步被驅趕出原初自戀的狀態。但弗洛伊德認為，這種感覺并不會消散，而是會在人們日后成長的過程中成為一種持久的召喚，人們會不斷渴求著回到這種“海洋感覺”。也是在這個意義上，自戀同時作為一種“服從”的面向得以彰顯——自戀既是我們發自內心的聲音，也是在聽從一種召喚。
因此，沙里姆認為，當代社會支撐自戀情結的主要有兩個重要的因素：成功與共同體。此處的成功也并不僅僅指的是純粹的個人體驗，而是個人實現了一種“理想的自我”。這種實現也常常是在群體中完成的。在群體中，人們通過將自我投身于一個崇高的客體——可以是一個人或是一個物品——并將其與自身建立特殊的聯系來滿足向“海洋感覺”的回歸，因此在當代社會中，自戀便常常以集體的形式出現。在不同文化中的粉絲崇拜現象中，我們能清晰地看到這一點。
沙里姆指出，與傳統的軍隊、宗教等組織不同，在當代形形色色的自戀共同體中，人們實際上僅僅是因為其“自我關聯性”而非其權威而與崇拜對象發生關系。在自戀的共同體中，哲學家韓炳哲所謂的“他者的消失”產生了，粉絲看似在愛與崇拜著明星，實則是如古希臘神話中的納西索斯一般迷戀著自己。
《他者的消失》，作者: [德]韓炳哲，譯者: 吳瓊，見識城邦｜中信出版集團 2019年6月。
與其他一些研究自戀的學者類似，沙里姆從這種自戀文化的發展中發現了當代社會的嚴重隱患：當群體中的個人在意的僅僅是自我欲望的投射，社會的公共文化與共識便會被碎片化的自戀共同體肢解：“我們對‘我是誰’或‘我是什么’的癡迷達到了頂峰，而唯一的標準就是——我的感受”。這種自戀的道德在當下的身份政治中蔓延開來，它拒絕民族、階級、政黨、生物學的普遍范疇，主張完全回到個人感受和自我確定性，導致的就是基于不同感受的共同體的無限細分。
不過，也正是在自戀逐漸走向極端的時候，它內在的矛盾性開始逐步暴露。如果某種身份和自我認同，必須完全只依靠個體感受，那么這種認同最終就意味著放棄任何與普遍的社會范疇的聯系，其實也等于放棄了自我。最終，幻想著只需自我之愛的自戀者對社會性的無限拒絕，反而導致了“對社會性的存在依賴”。于是，自戀的現代人最終會發現，若徹底退回自我，他們終將喪失自我。
18世紀法國畫家弗朗索瓦·勒莫因的作品《納西索斯》（Narcisse）。
“獨特性”需要“競爭”來證明嗎？
沙里姆在書中對自戀與服從辯證關系的分析，揭示出這種此前并未被我們所覺察到的自戀情結內在的矛盾。而在技術社會——尤其是人工智能崛起的背景之下——這種矛盾也以另外一種面貌得以更具象地呈現出來。
今年年初，國產大語言模型Deepseek引發使用熱潮。3月6日，國內的大模型團隊Monica發布了號稱“全球首款通用智能體”的Manus，輔助用戶完成諸如根據文檔生成PPT等線程稍復雜的工作。盡管都被證明尚存諸多缺陷，但繼ChatGPT之后，新的大語言模型依然憑借著驚人的文本處理潛力，繼續著“人工智能沖擊人類勞動崗位”的焦慮。
在精神病學家、哲學家托馬斯·福克斯（Thomas Fuchs）看來，人工智能的誕生與人類的集體性自戀息息相關。和沙里姆類似，他認為人類始終都在借助迷戀某種崇拜物釋放內心的自戀。而在上帝退場之后，我們通過不斷增強技術來創造新的崇拜物，借以緩解內心的空虛，可以說，人工智能是這一過程抵達高峰時的產物：它們以“類人”為最高的質量標準，我們對人工智能技術的極致追求，便是從中辨認出自己的面孔，這亦與納西索斯的體驗相似。福克斯在《自戀抑郁的技術學》（Narcissistic Depressive Technoscience）一文中指出，直至今日，人們對發展人工智能的癡迷，甚至催生了對肉體凡胎的厭棄和對數字永生的渴望。這也間接導致了我們如今對人工智能可能過于強大的恐慌。
《自傷自戀的精神分析》，作者: [日] 齋藤環，譯者: 顧小佳，野spring｜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4年11月。
“人工智能只能處理信息，卻無法形成智慧”“人工智能沒有心靈”……為抵御這種恐慌，形形色色的“人類獨特性”論證開始涌現。然而悖論的是，人們似乎忘記追問人工智能的發展路徑為何必然要以人為參照實現？人類又為何必須在與機器的比較之中證明自身的獨特性？正如福克斯警告，人類若想從技術焦慮中掙脫，則必須放棄與機器比較的心理。
在沙里姆的視角中，關注“獨特性”也是當代自戀文化的核心部分。借用社會學家萊克維茨的論爭，沙里姆指出獨特性是一種“內在價值”，追逐獨特性應該是“反競爭的”，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魅力”和只屬于自己的“賽道”。某種程度上，這才是自戀共同體的原則。然而我們都清楚的是，現實絕非如此。
沙里姆認為，現代社會的自戀文化呈現出一種“客觀自戀”的矛盾現象，自戀也被納入了比較和競爭的范疇。以現代人力資源管理領域的“360度反饋”模型為例，作為一種被廣泛應用于多種服務類行業的相互評價系統，每個員工的表現被量化為多個指標，其中除了專業技能的評定，還包括諸如友善、外表、人格魅力等相當主觀性的內容。在一個韓炳哲所說的“功績社會”，從社交媒體到人工智能，數據量化管理織成的網絡讓每一個人都無處可逃，個體的獨特性這種原本認為“反競爭”的內在價值，如今也需要通過排名與指標來衡量。
《自戀時代》，作者: [美] 簡·M.騰格 / W.基斯·坎貝爾，譯者: 付金濤，后浪｜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7年9月。
在這種背景下，人們那種通過追求獨特性超越競爭、免于與他人比較的希望落空了。當我們瀏覽社交媒體時很容易注意到這點，每一個博主都在塑造著“最獨特的自我”，但這種“最獨特的自我”卻總能讓觀眾隱隱感覺到背后的不松弛與疲憊，屈從于流量法則，它們依然必須參照特定的價值觀、美學的模版，并為之焦慮。可以說，每一個現代人都希望能夠在追求絕對的獨特性中從與他人的比較和競爭中解放出來，達成徹底的孤芳自賞，然而悖論式的“客觀自戀”卻讓這一切落空——人們成為永遠無法滿足且痛苦著的自戀者。
身份政治以個體感受作為自我認同的最終依托，最終卻導致的自我的放棄；個體的獨特性，卻需要來自他者的目光來證成。沙里姆的研究，展現了自戀這一重要文化現象內在諸多重要的張力。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人工智能這個既是他者亦是鏡子的存在面前，這些張力也進一步凸顯了。或許正如福克斯所建議，唯有習得一種謙卑，才能讓人超越一種在自負與自卑之間來回擺蕩的狀態：我們必須接納，人生來或許就是在追求自我的獨特與尋求他人的承認之間掙扎的動物，我們也無法不依靠與他人的聯結，來尋回真正的內心滿足。
撰文/劉亞光
編輯/李永博
校對/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