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爾加·托卡爾丘克（Olga Tokarczuk，1962—），波蘭小說家，201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諾貝爾文學獎授獎理由為：“她的敘事富于百科全書式的激情和想象力，呈現了一種跨越邊界的生命形式。”代表作有長篇小說《愛爾娜》《太古和其他的時間》《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最后的故事》《雅各布之書》等。
托卡爾丘克坦言，自己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長篇歷史小說《雅各布之書》之所以聚焦于18世紀的宗教異端運動弗蘭克主義，是因為雅各布·弗蘭克這個人物的獨特性對她產生了極大的吸引力。
她在一次采訪中提到，雅各布·弗蘭克去世時，德國所有教堂的鐘聲都為他鳴響，這一細節激發了她的好奇心：為什么這樣一位在當時具有如此巨大影響力的人物，卻在后來的歷史中幾乎完全被遺忘？
隨著研究的深入她發現，關于這個人的事跡在傳記和教會歷史書籍中幾乎沒有任何記載，而這一“遺忘”并非偶然，而是正統猶太教、天主教以及弗蘭克主義后裔刻意抹去的結果。基于這一發現，托卡爾丘克找到了她文學創作的切入點，從而展開了一場堪稱宏大、深刻且富有探索性的敘述。
《雅各布之書》，作者：（波蘭）奧爾加·托卡爾丘克，譯者：烏蘭 李江頤 李佳，版本：KEY·可以文化｜浙江文藝出版社 2024年10月
“弗蘭克主義”
在《雅各布之書》中，托卡爾丘克通過標題的“書”這一復數形式，巧妙地呼應了《圣經》的多卷結構，這一設計不僅強化了小說的宗教意涵，還象征了其多重視角與復雜主題。小說由七個章節組成，而“七”在宗教與神秘主義傳統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例如，《圣經》中七天象征著創造與完成，而在卡巴拉的傳統中，“七”與宇宙結構的神秘性緊密相關。托卡爾丘克通過這樣的結構設計，讓小說的每一章節都像是一卷獨立的“經書”，又共同構成了一部完整的歷史小說。
《雅各布之書》中涉及了卡巴拉、彌賽亞等概念。卡巴拉是源于猶太教的重要神秘主義傳統，它以對上帝、宇宙和人類關系的探索為核心，發展出了一套復雜的哲學和靈性體系。雖然卡巴拉起源于猶太教，它的思想后來也對基督教神秘主義和西方神秘主義傳統產生了廣泛影響。卡巴拉思想的核心在于探索隱藏在《妥拉》文字中的靈性密碼，試圖揭示宇宙的奧秘與神的本質。西班牙猶太作家雷昂的摩西于1290年出版了《光輝之書》（又稱《光明篇》），對《妥拉》進行了深入解讀，這本著作在隨后的幾個世紀中被視為卡巴拉的“圣經”。
卡巴拉思想是基于這樣一個假設：物質世界的一切存在都在精神世界中有其對應物，人類可以通過冥想“生命之樹”達到與神靈性合一。在卡巴拉的哲學體系中，共有十種神圣屬性，這些屬性按照特定的結構排列形成了“生命之樹”，而“生命之樹”不僅象征了宇宙的創造與秩序，還為人類的靈性探索提供了一幅指導圖景。
米沃什曾在《烏爾羅地》中這樣評價卡巴拉主義：“它是關于神和宇宙間的神秘關系的冥想。它力圖回答宇宙是如何創造的問題，試圖猜測在深不可測的本質和物質世界中間的階段。在這個意義上它是神哲學而不是神學。卡巴拉的歷史可溯至上古，我還可以斗膽評論，卡巴拉的成就頂峰，在我們這個承自猶太和希臘的文明中，達到了想象力的最高水平。”
卡巴拉學者通過數字學和象征意義解讀《妥拉》，將其視為宇宙藍圖，而非單純的律法書。這種象征性的解讀方式常被視為偏離了正統的解經傳統。卡巴拉與異教和神秘主義的聯系加劇了它被視為異端的爭議。卡巴拉的發射理論與新柏拉圖主義的思想有相似之處，而其字母數字學和宇宙論也與占星術和煉金術等異教傳統存在關聯，這種跨文化的神秘思想常被猶太教正統派視為對宗教純潔性的威脅。
此外，卡巴拉中的一些靈性實踐，如冥想和揭示神秘名字的儀式被認為與巫術接近，從而進一步招致批評。歷史上與卡巴拉相關的爭議事件也損害了其聲譽。例如，17世紀薩巴泰·塞維（Shabbetai Tzvi）以卡巴拉為基礎宣稱自己是彌賽亞，并引發了猶太教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彌賽亞運動之一。盡管薩巴泰最終皈依伊斯蘭教，他的思想仍在部分追隨者中延續，并進一步分化為不同的分支。到了18世紀，雅各布·弗蘭克聲稱自己是薩巴泰的精神繼承人，甚至宣稱自己是新的彌賽亞，還發展出極為激進的教義，例如“圣潔的罪惡”這一理念，即主張通過故意違背《妥拉》的律法來實現靈性救贖。他甚至帶領追隨者皈依天主教，以避免猶太宗教法庭的迫害。因此，弗蘭克主義因其與猶太教和基督教的雙重沖突以及激進性，成為歷史上最具爭議的宗教運動之一。
雅各布·弗蘭克。
將宗教、歷史與哲學融為一體
《雅各布之書》不僅是一部關于18世紀宗教異端運動的小說，更是一場跨越時空的信仰探索，而這部小說的意義并不僅限于歷史再現。托卡爾丘克通過本書深入探討了人類的生存狀態與精神困境，她將宗教、歷史與哲學融為一體，通過對信仰與人性的剖析，使這部作品超越了具體的歷史背景，成為一座連接讀者與人類精神世界的橋梁。
在托卡爾丘克看來，敘事不僅僅是對現實的記錄，更是一種塑造世界的行為，她的“星群寫作”便是這種敘事理念的具體實踐。“星群寫作”這種獨特的敘事方式打破了傳統的線性結構，通過碎片化的多視角敘述將分散的故事片段編織成一個復雜而內在關聯的整體，猶如一片星空，每個故事或片段就像獨立的星星，雖然彼此分散，卻通過主題和隱喻串聯在一起，形成意義深遠的敘事“星座”。
《云游》，作者：（波蘭）奧爾加·托卡爾丘克，譯者：于是，版本：后浪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0年1月
《云游》是托卡爾丘克“星群寫作”的典范。這部小說由116個獨立的片段構成，跨越短篇故事、哲學反思、歷史記敘和日常細節——敘事在時間與空間中自由穿梭，從現代機場到18世紀的歐洲，從旅行者的沉思到解剖學家的研究——這些片段看似獨立，卻圍繞“流動性”這一核心主題形成內在聯系。通過這些看似松散的片段，托卡爾丘克構建了一個關于現代社會遷徙狀態的哲學思考，展現了生命的短暫與漂泊感。
類似的“星群寫作”手法也體現在《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中。這部小說以波蘭與捷克邊境的一個村莊為中心，通過碎片化的敘述模糊了現實與夢境、過去與現在的界限。小說標題里的“白天”代表清晰與理性，而“夜晚”則象征模糊與潛意識。“房子”在小說中既象征著穩定與安全，也隱藏著未知與神秘，成為連接不同敘事的重要紐帶。書中穿插了村莊居民的日常生活、宗教傳說、隱士的獨白和神秘的夢境，每一個片段如同一顆獨立的星星，但通過“邊界”“記憶”和“房子”這一核心意象彼此關聯。
“星群寫作”作為托卡爾丘克文學風格的重要標志，與巴赫金的多聲部寫作有著本質的區別。雖然二者都試圖突破線性敘事的限制，展現敘事的多樣性與開放性，但它們在結構、敘述者角色以及聲音之間的關系上有顯著不同。“星群寫作”傾向于通過碎片化的非線性敘事構建隱秘的整體，而多聲部寫作則通過聲音之間的對話與沖突形成連貫的思想網絡。“星群寫作”的核心特征是碎片化和非線性。托卡爾丘克的作品由獨立的片段、故事或視角拼接而成，這些片段在時間、地點和人物上可能完全割裂，卻通過主題、象征或隱喻形成一種內在聯系。而多聲部寫作則更注重連貫性，作品中的不同聲音通過對話和情節互動形成整體。例如，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中，拉斯科爾尼科夫的超人理論與索尼婭的基督教信仰等不同思想通過人物之間的對話和沖突交織在一起，共同推動情節發展。“星群寫作”中的聲音通常是孤立的，各個片段之間沒有直接的對話或沖突，而是通過主題、情感或象征建立聯系。而多聲部寫作中的聲音是動態互動的，不同思想通過對話直接碰撞，意義在這種對抗中得以展現。
此外，敘述者在兩種寫作方式中扮演的角色也截然不同。多聲部寫作中的敘述者更像是聲音的協調者，他們確保每種思想的獨立性，并通過對話和沖突讓這些聲音相互作用。“星群寫作”中的敘述者是隱身的編織者，他們通過片段的排列組合和留白，以隱喻或象征引導讀者發現聯系，但自身并不直接參與敘事。例如，在《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中，敘述者通過“房子”這一核心意象串聯片段，卻始終保持隱身。又例如，在《雅各布之書》中，弗蘭克的形象是復雜且多面的，許多對他的側面描寫看似在時間和空間上毫無關聯。托卡爾丘克還通過加入彥塔和納赫曼這樣的角色，拓展了敘述的視角，展現了她對多元敘述的追求。這種敘事選擇不僅體現了她在歷史解讀中的開放性，也反映了她對主觀視角的抗拒。她試圖應對一個“無法完全掌握或單一解讀的世界”，通過多重敘述來展現歷史的復雜性。
“星群寫作”更傾向于構建一種“破碎的整體”，它使得托卡爾丘克的寫作呈現出獨特的美學與哲學深度，不僅在敘事形式上展現了多樣性的美學追求，也體現了她對歷史與現實的深刻反思。
《雅各布之書》波蘭語版封面。
歷史小說是對歷史的重構
托卡爾丘克認為，歷史小說不僅是對過去的重述，更是對其意義的再創造。她在一次對談中指出：“歷史小說是對歷史的重構。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顯克微支創作長篇歷史小說時，波蘭正處于被列強瓜分的殖民時期，他的立場不可避免地受到這一背景的影響。例如，在他的戰爭三部曲中，主角主要是男性，女性多為配角，這表明顯克微支的視角局限于當時的時代背景。”正因如此，托卡爾丘克強調，歷史小說的創作者應以當代的視角書寫，從而與過去的作品展開對話與反思。
托卡爾丘克不僅對傳統歷史小說的局限性提出批判，還嘗試通過自己的作品解構并重塑歷史敘事。在她看來，在雅克布·弗蘭克這一歷史人物身上可以突出展現啟蒙主義和反啟蒙主義的張力，他的思想和經歷與顯克微支筆下強調的“波蘭性”和“愛國主義”背道而馳，也缺乏明確的“民族認同”。她在對談中提到：
“在書中出現了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的回聲，這場地震開啟了歐洲啟蒙運動。那么，弗蘭克主義可以被視為一種啟蒙運動嗎？我認為可以。這是一種非常特殊的啟蒙運動。我們通常將啟蒙與狄德羅、伏爾泰以及從法國引入到波蘭東部這片‘荒野’的思想聯系在一起。而弗蘭克主義表明，東歐這片土地上也在同時期產生了關于世界改變與范式轉變的反思，盡管它們表達的語言和概念截然不同。”
托卡爾丘克也認識到，當下在世界盛行的后現代主義針對啟蒙主義的反思恰恰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應該采用何種語言體系來構建敘事，而不滑向排他性？后現代主義的源起正是對現代主義“唯一真理”的反思。現代主義傾向于將符合其邏輯的思想視為普遍真理，而排斥其他聲音。維特根斯坦曾指出，每一種語言范式都有其合法性，沒有一種語言可以聲稱自己代表唯一的真理。同樣，資本主義社會所推崇的理性與效率，也不過是符合其意識形態的一套話語體系，而非普世真理。托卡爾丘克試圖通過文學回應這一問題，她認為，通過神話和語言構建新的敘事框架可以彌合人類經驗的斷裂，為當代世界提供新的精神連貫性。在諾貝爾獎演說中托卡爾丘克說道，在非虛構文學盛行的時代，她為虛構文學辯護。她提出，我們的時代需要一種超越“第一人稱敘事”的“整體化元敘事”。這種敘事旨在重新為思想和知識提供規范。她指出，自啟蒙時期以來，現代主義敘事的核心信念是“知識不僅會帶來幸福、繁榮、健康和財富，還會創造一個平等和公正的社會”。然而，互聯網的興起帶來了前所未有的信息量，這些未經篩選的信息常常變成嘈雜的雜音，與啟蒙主義所期待的美好社會背道而馳。托卡爾丘克提出：當宏大的敘事不再奏效時，我們能用什么來規范思想和知識的方向？
她的回答是通過文學，尤其是通過神話和語言構建新的當代“元敘事”。
《雅各布之書》被看作是對傳統神話敘事的重新拾起。托卡爾丘克通過全知敘述者的視角，嘗試構建一個完整且有意義的敘事體系。這種寫作方式既是敘事上的創新，也蘊含著深刻的象征意義：通過敘事重新賦予世界整體性和意義。這一嘗試與后現代主義“去中心化”和“反宏大敘事”的理念形成對比，展現了她對敘事傳統的新探索。托卡爾丘克創造的“第四人稱敘述者”是她對傳統全知敘述的一種再激活。這種敘述者既超越了19世紀小說中“神性”起源的全知視角，又避免滑向后現代主義對敘事的徹底解構。傳統全知敘述者在20世紀的現代主義浪潮中幾乎被摒棄，尤其是在福樓拜、喬伊斯和福克納等作家的實驗中遭到徹底“動搖”。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共同瓦解了“唯一真理”的敘事核心，是試圖強加單一視角的專橫代表。然而，托卡爾丘克并未簡單回歸傳統，而是通過多重敘述和隱喻，創造了一種既不排他又具有整合力的敘事方式。
后現代主義強調世界的碎片化與多樣性，質疑宏大敘事的可能性。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傳統神話的整體性敘事方式似乎早已式微。然而，《雅各布之書》勇敢地復興了這一傳統，試圖通過史詩性的視角整合世界，追尋意義。這種轉向可以被解讀為對后現代主義“游戲化文學”的回應，通過神話敘事重新連接讀者與更深層次的思想和情感。神話雖然無法直接改變世界，但可以通過“構建意義”讓讀者獲得一種整體性的理解。托卡爾丘克的敘事風格在某種程度上為人類重新提供了一個意義的坐標，試圖在當代世界的復雜性中找到“元價值”的可能性。
在《雅各布之書》中有這樣一句話：“真正強大的不是身體的行為，而是語言的行為，因為世界是由語言創造的，它的根基也是語言。”這句話點明了托卡爾丘克對于“語言建構現實”的篤信。她在諾貝爾文學獎演講《溫柔的講述者》中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我們如何看待世界，或者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敘述世界，這一點非常重要。如果沒有人去講述發生過的事情，那么這些事情就會消失。歷史學家知道這一點，也許更清楚這一點的，是所有政治家和獨裁者。掌握故事、書寫故事的人，主宰著這個世界。”
撰文/趙瑋婷
編輯/張進
校對/薛京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