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斗》（Duel，1971）劇照。
要知道現代人對機動車及其駕駛思考到哪兒了，可以回到書籍中尋找答案。其實除了駕駛指南，把駕駛作為一種社會行為加以專門觀察的專著是稀缺的。近年來社會科學將其納入了研究范疇，這是因為機動車是一項技術、一件消費品、一個生產工具，研究者能在技術社會學、階層與社會變遷、勞動過程等課題之下對駕駛開展實證觀察。駕駛行為本身只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副產品，這就需要讀者從書中將散落在各處的，有關駕駛溝通問題的文本找出來。
本文所選三本書——《駛于當下》《駛向現代性》和《大卡車》——均為近五年出版。其中《大卡車》為譯著，英文原著系2016年出版。
本文內容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3月14日專題《機動車的道德狀況》B04版。
B01「主題」機動車的道德狀況
B02-03「主題」不只是物：機動車人格的誕生
B04「主題」機動車，請文明回答
B05「文學」《軌道》：因出版缺陷而被冷落的小說
B06-B07「文學」《雅各布之書》：在啟蒙與后現代之間構建當代神話
B08「訪談」對話李沁云：咨詢室里的“表達”和“沉默”
撰文｜羅東
《駛于當下》：請關遠光燈
《駛于當下》，徐前進著，也人｜上海書店出版社，2021年9月。
以下兩種遭遇，大概是每一個駕駛者都熟悉的：夜間，非高速路，碰上對向車輛一直開著遠光燈；不小心或者不知為何“得罪”了某輛車，被其追趕、被其別車。在《駛于當下》這本個人經驗的闡釋之作里，歷史學者徐前進就講述了他的這兩種經歷。他把他本人作為研究對象，從學車、購車、開車和報事故保險等一連串個人體驗中思考現代技術問題，開車是其中一部分，而我們知道，只要上路就或多或少會遇上一些不愉快，也因此接下來他的遭遇和回應又具有某種普遍性。
第一件事是發生在某天晚上6點。他開車回家，對面來了一輛車，據他推測當時兩車相距約200米，這輛車開著遠光燈。不過他并未說明這是否為高速路，若是高速路，在車輛少的情況下是應當開啟遠光燈的，到會車時再作切換，改為近光燈。當然200米以內無論怎樣都該準備切換了。當時，“我的前方白茫茫一片”，作者被晃得已經看不清路況。他“左手握著方向盤下方的燈光控制柄，連續變換近光和遠光模式”，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閃ta”，這個做法就是提醒開啟遠光燈的駕駛者請關閉遠光燈。不料這個文明破壞者并沒有切換。作者隨后就采取了一種被他稱為技術化對抗的方式：把車停在路上，也開啟遠光燈，對著照射對方車輛，以此表示不滿。不得不說，這種對抗的結果是不確定的。萬一車速過快，在彼此都看不清的情況下，發生了碰撞或其他意外怎么辦？替作者捏了一把汗。幸而對方最終在50米處的地方變換為了近光燈，一場短暫而驚險的博弈就此結束。讓我們再次譴責此種不顧及他人而開啟遠光燈的做法，用作者的話來說，這樣的駕駛者“忽略了燈光的公共性，完全沉浸在個體化的視覺中”。
第二件事是遇上了一場比較微弱的“路怒癥”發飆。當天，作者急剎，由于踩剎車和離合兩個踏板時，雙腳節奏和力度沒有配合好，導致發動機直接熄火。他之所以急剎，是因為有兩個行人在非斑馬線的地方過馬路，俗稱“鬼探頭”。此事也需要看整個道路設計和當時的路況。問題不在這兒，而是緊接著后面的一輛車被迫也停了下來，不停地按喇叭。作者從后視鏡中看到了對方的急躁和憤怒，趕緊轉動鑰匙重新點火，剛起步，后面的這輛車就急加速，超過他的車，開到前面后又并線變道。他不得已再次剎車。這個時候對方“路怒癥”其實已經初步爆發了，將本來無關緊要的“意外”和情緒無限放大，不斷將其問題化，只不過程度較輕，假如作者一氣之下沒有剎車，而是加速從旁邊追上去，也去別車，如此你追我趕，僵持不下，嚴重則以沖撞了結。這是不敢設想的。
《駛向現代性》：
車隊的“違規”和信號
《駛向現代性》，張珺著，席煦譯，萬有引力｜廣東人民出版社，2023年3月。
“他們沒有看到我的車燈在閃嗎？他們沒有看到這兒有一個車隊嗎？是個人都看得出！”
這是人類學者張珺在《駛向現代性》這本書中重現的一段話。本世紀頭十年，她在廣州做田野調查，觀察中產家庭與私家車消費的興起，早些年林曉珊的《汽車夢的社會建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6月版）從消費社會學的角度也曾對此做過調查。《駛向現代性》所論述的還是家庭消費的階層化解釋，她發現了許多私家車擁有者會通過車隊共享一種集體身份——“在這些集體駕駛的場合，中產階級感受到一種共同感：和自己的同類在一起。”
車隊駕駛，是一種需要組織和協調的駕駛方式，它們與其他車輛在路上的社會交流問題也因此有某些獨異之處。
在2006年至2007年期間，作者發現許多迎親車隊的車牌都用一種紅紙覆蓋，上面寫著“百年好合”和“永結同心”等祝福語。車牌作為車輛對外的名字被遮擋了，是違反交通法規的行為。一位多次擔任婚車司機的受訪人則告訴她，“結婚是人生大事，交警才不想在這種大日子里為難人。”遮蓋車牌的做法持續了一段時間，隨著安全意識和執法力度的提高，此后逐漸消失。寫有祝福語的紅紙，改為貼在車牌的上方或下方。當迎親車隊上路后，有的婚車為了跟上前車不惜闖紅燈，而受訪人表示“交警對婚車的違規行為要比對普通車輛更加容忍”。對保持隊形的重視是車隊這種駕駛類型的共同特征。自駕游車隊也是如此，他們盡力讓參與車輛排成一列，有了隊列方才壯觀，所以每輛車都有一個號碼和對講機。有了這些工具和方法，內部的溝通問題是解決了，對外呢？那就未必了。不會有其他車輛插入迎親車隊，即使誤入也可能馬上退出。自駕游車隊無法避免這種情況，因為作者關注的焦點是車隊的集體意識問題，關于此，并沒有更多的論述。
作者當年觀察到的這種車隊交流方式，如今逐漸少了。讓她感到困惑的是，當時一些很溫和、很禮貌的司機加入自駕游車隊后會變得暴躁，會咆哮，也就是開頭提的那句話，“他們沒有看到這兒有一個車隊嗎？”車隊開著應急燈，他們認為應急燈和隊列是一個明確的交流信號，是告訴其他車輛他們這是一個團體。甚至，他們有時不停按喇叭，要把其他車輛趕出車隊所在的車道，“盡管在城里是禁止按喇叭的”。
《大卡車》：在警覺與放松之間
《大卡車》，[美]斯蒂夫·維斯利，孫五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年11月。
在所有機動車種類之中，最讓駕駛者擔憂的是大貨車，或者在此我們根據《大卡車》這本書的書名叫它大卡車。其擔憂的，不是斯皮爾伯格電影《決斗》（Duel，1971）中令觀者不寒而栗的“路怒癥”卡車司機；人們畏懼的，還是大卡車的體型、超遠的剎車距離以及司機的盲區。
《大卡車》的作者是社會學者斯蒂夫·維斯利（Steve Viscelli），他為了調查美國大卡車市場和卡車司機的勞動過程，參加了由貨運公司主辦的培訓和資格考試，并成為一名卡車司機。并非每個參與者都能幸運通過考試，而成功入職者，則在貨運公司欠下培訓費，將要用半年或一整年的工作來償還。貨運公司以自雇、承包等方式控制司機。維斯利在這本書中用民族志的細節描述了卡車司機的這些勞動過程，當然他本人也喜歡開車，在他對駕駛工作的講述中，讀者可以得到有關卡車為何“危險”的解釋。
效率對于貨運公司來說是第一位的，司機無法選擇貨運項目和回家時間，貨車不能停，個人需求——如上廁所、吃飯、洗澡、理發和購物——都安排在裝卸貨時間、下班后或在家時解決。在他的訪談中，卡車司機違規是家常便飯。他也違過規，一天實際駕駛12個小時，報告中只填寫11個小時，規避“疲勞駕駛”的懲罰。而超長的駕駛時長必然導致睡眠的缺乏。卡車司機必須在警覺和放松之間保持平衡，人不可能一直處于緊繃狀態，但是警覺性不高，又無法應對緊急情況。許多司機告訴他最擔心的就是“瞬間”，也就是意識到要撞上去卻已無法停車的那個瞬間：猛踩剎車，剎車可能會鎖死，后面的拖掛車可能和牽引車折疊，最終翻車；變道，牽引車又可能失控。《中國卡車司機調查報告》（沈原主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自2018年開始系列出版）對國內卡車司機勞動過程也有類似訪談。
更多時候，卡車司機還必須警惕盲區，“我試圖記住那些消失在盲區的汽車的品牌和顏色，但在車流密集的情況下很難都記住”。再加之大卡車本身在剎停和轉彎方面的局限，即使司機反應敏捷、駕駛技術嫻熟，也有很大的困難。
應當承認，卡車司機的駕駛技術和應急能力遠高于大多數司機。私家車、小貨車開車上路，需要了解卡車的特征，不與卡車并行，提醒卡車司機（如開啟轉向燈、按一次喇叭等）后，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超車。當駕駛者看到前方卡車司機開啟左轉燈提醒此時不具備超車條件（比如對向有來車或其緊急堵塞），接收到該信號后停止加速，直到卡車司機開啟右轉向燈，快速超車通過，并鳴笛感謝。這才是機動車有效的社會交流。
《一路順風》（1984）劇照。
作者/羅東
編輯/宮子 申璐
校對/薛京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