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強新污染物協同治理和環境風險管控。從2022年起，新污染物治理連續四年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
新污染物對于身體健康可能造成哪些危害？可以防范嗎？新污染物治理有哪些難點？有何建議？針對上述問題，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江桂斌接受了新京報記者專訪。
他表示，面對環境中數量龐大的未知新污染物，需要從研究范式、基礎理論、分析方法、評估手段和治理技術等方面全方位創新。新污染物的風險識別與健康危害是基礎科學研究的核心。
他建議，盡快啟動新污染物基礎研究專項，以“科學基礎戰略”為先導，用科學認知指導新污染物治理的總體框架；以健康效應為導向，結合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制定分階段、分區域的控制法規與標準，引領新污染物科技前沿。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江桂斌。新京報記者 張璐 攝
談原因
化學品的生產和使用是新污染物產生的重要原因
新京報：目前，新污染物的種類和數量是否有統計？
江桂斌：新污染物治理是我國社會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黨中央、國務院十分重視新污染物治理。在2023年7月召開的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把應對氣候變化、新污染物治理等作為國家基礎研究和科技創新重點領域。2021年11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中提出的新污染物種類為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內分泌干擾物等。2022年5月，國務院《新污染物治理行動方案》更加明確國內外廣泛關注的新污染物主要包括國際公約管控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s）、內分泌干擾物（EDCs）、抗生素等。
2022年11月，生態環境部等六部委聯合發布的“重點管控新污染物清單”提及的新污染物為上述類別的化合物共14類。2023年6月，生態環境部等十一部委發布管控的5類新污染物，要求對六氯丁二烯、多氯萘、五氯苯酚及其鹽類和酯類、十溴二苯醚和短鏈氯化石蠟等5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淘汰或者限制的規定。
目前，我國各省級行政單位均制定了新污染物治理行動方案，對石化、化工、農藥、紡織等重點行業、防治試點重點區域進行摸排調研，關注的重點污染物從數十個至數百個不等，覆蓋的種類在國務院行動方案的基礎上有所拓展，主要包括全氟化合物、鹵代阻燃劑、農藥、內分泌干擾物、消毒副產物等。
有資料顯示，我國新污染物摸底調查不斷推進，122個重點行業4000余種潛在高風險化學物質實現摸底。
新京報：有哪些常見的新污染物？公眾接觸新污染物的途徑有哪些？
江桂斌：日常生活中能夠接觸的新污染物種類很多，因為我們的生活與化學品的使用息息相關。例如，全氟化合物因具有疏水和疏油的特性而廣泛用于不粘鍋涂層、衣物防雨涂層等；房屋保溫材料、電纜電線塑料中會添加一定比例的鹵代阻燃劑；壬基酚等內分泌干擾物已被要求不得用作化妝品組分；我國食品安全法案中也要求嚴格控制禽畜水產類食品中抗生素殘留的含量。
廣義上講，化學品的生產和使用是新污染物產生的重要原因。現代社會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大量化學品，化學品的合成和使用為促進人類社會更高質量發展和更便捷生活發揮了極大的推動作用。恩格斯曾指出“科學的產生和發展一開始就是由生產決定的”。盡管地球本身如光合作用、微生物作用、太陽光催化、地質活動等也可能產生各種污染物。但是，如果沒有化學品的大量生產和使用，我們的生活就會處于一個相對原始的狀態，社會不會如此快速地發展。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少量具有持久性、生物累積性、毒性（PBT特性或類POPs特性）化學品長周期低劑量暴露所致生態健康風險則是其危害。
新污染物就在我們生產、生活活動的周圍，接觸途徑也是廣泛的。口、鼻、皮膚攝入都是可能的，也就是學術界所研究的膳食攝入、呼吸暴露以及皮膚接觸過程。相對而言，呼吸、飲水和膳食攝入的占比會更大一些。
談危害
新污染物對人群健康影響存在復雜關聯和長期的潛在危害
新京報：新污染物對于身體健康可能造成哪些危害？可能會造成哪些疾病？公眾可以防范嗎？
江桂斌：毒性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新污染物整體上具有廣泛的毒性，典型的包括神經毒性、發育毒性、內分泌干擾效應、免疫毒性，甚至是對進化的影響。這些毒性表現都是在分子尺度和種群尺度上評估生態健康風險的關鍵靶點。目前，多數新污染物造成的健康危害并不清楚，難以從病因學上確定直接的關聯。
與傳統污染物相比，新污染物的獨特性也體現在長周期低劑量，因此其對人群健康風險存在復雜性和潛在長期性，需要多學科領域專家聯合攻關，開展實驗室研究與分子流行病學調查結合的研究方式，以特定毒性靶點為線索，加強化合物分子與疾病在機制上的關聯研究。
我們的生活離不開化學品。每個人都需要和化學品，甚至還和病毒、細菌、微生物等打交道。現在已經知道的污染物其實只是冰山一角，更多未知結構和毒性的污染物可能早已存在，但我們并不知道其對人類健康的影響如何，這是現實。
另外，新污染物也會伴隨人類進化的全過程長期存在。因此，嚴格防范不受到新污染物暴露的想法是不現實的。相對于防范，我認為一方面要加強基礎研究，及時篩查發現對健康有危害的污染物，并在國家和地區的層面上通過嚴格的法規與標準進行控制。同時，要辯證地看待污染物影響的長期性問題。毫無疑問，化學品在推動全人類快速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健康問題也是貫穿人類進化和社會進步的永恒主題，需要通過科學決策、技術創新和社會共治才能實現風險可控的發展。
新京報：在治理方面，對于已經存在于環境中的新污染物是否可以清除？
江桂斌：源頭控制、過程減排、末端治理是逐步減少環境介質中新污染物殘留量的整體思路。其中，源頭控制是最有效的方法，其次是過程減排，而末端治理則是最后能采取的補救方法。
在源頭控制方面，《斯德哥爾摩公約》對全球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管控案例是值得借鑒的成功經驗，即基于基礎科學先行原則，探索在PBT（環境持久性、生物累積性、高毒性）特性等方面的研究結果，促成政府、工業界、科學界在需重點管控污染物種類上達成共識，再基于工業類型摸清排放清單、設立管控標準。
鑒于環境介質的廣泛性和復雜性，對廣泛存在于環境中的新污染物完全去除是不現實的；只可能對特定區域的存在顯著生態健康風險關聯的新污染物進行治理，主要形式包括經人工干預的生態修復技術、各種膜過濾技術、各種吸附技術、植物修復技術、水體高級氧化處理技術等。
談治理
建議建立國家級新污染物毒性評估中心，
建立跨區域聯防聯控和陸海統籌風險評估平臺
新京報：目前治理新污染物還有哪些難點？對此你有何建議？
江桂斌：各地已制定的新污染物行動方案大多參照治理傳統污染物的成功經驗，缺乏對新污染物種類繁多、賦存復雜、危害隱蔽的特點的把握。
主要表現在：重點污染物的列入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從維護國家產業安全、國際貿易安全以及區域污染特點的角度出發，聚焦需優先管控的化學品亟須科學規則的指引；擬重點管控污染物的生態毒性、健康效應尚不明確，嚴重影響了科學治污、依法治污和以排污許可制為核心污染源監管標準制度的制定；部分擬優先管控的化學品缺乏替代品，加強綠色低毒替代品的基礎研發是引領傳統產業優化升級、發展綠色產業的重要環節。
我們去年召開了“新污染物治理的基礎研究與國家需求”香山科學會議，加強基礎研究和科技創新是新污染物治理行動的關鍵支撐，應在新污染物治理中實施基礎研究先行的戰略。
新污染物的“新”，本質上體現在化合物的化學結構、作用靶點、毒性效應和賦存形態等。面對環境中數量龐大的未知新污染物，需要從研究范式、基礎理論、分析方法和評估手段等方面全方位創新。通過基礎科學研究將污染防治關口前移，才是解決由海量化學品帶來新污染物問題的根本思路。其中，新污染物的風險識別與健康危害是基礎科學研究的核心。
具體的建議和對策方面，一是強化新污染物基礎研究的先行戰略，盡快啟動新污染物基礎研究專項，構建環境暴露-風險評估-健康效應-防控理論體系。側重“精準識別-過程追蹤-風險預警-協同防控”全鏈條研究，以環境健康基礎研究為紐帶，推動學科交叉，建立基于人工智能技術及大數據賦能的新污染物風險評估與管控的前沿基礎研究體系。從根源上厘清不同疾病與環境污染之間的因果關系，重點突破新污染物快速篩查、風險評估等瓶頸技術。構建我國新污染物風險防控新思路，形成基于綠色替代、低碳削減與污染協同治理的可持續發展途徑，統籌推進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支撐新污染物治理國家行動計劃和國際履約行動。
二是組織優勢科研院所開展前瞻性、戰略性、系統性工作，強化系統性科技攻關，建立區域平衡的人才高地。針對新污染物監測治理區域差異明顯的特征，構建跨區域聯防聯控平臺，在西部生態脆弱區布設監測站點，基于新污染物治理高層次人才隊伍實施“東部技術+西部平臺”聯合攻關機制。聚焦新能源、新型化工產業伴生的污染風險問題，構建我國新污染物全鏈條治理方案。
三是構建陸海統籌風險評估平臺，引領新污染物全球科技前沿。加快推進新污染物環境與健康風險評估體系及平臺建設，構建“水-土-氣-生”新污染物立體監測網絡，提升陸海統籌的環境科技創新的支撐和技術裝備研發能力，完善科技創新的條件保障體系。
新污染物治理是美麗中國建設的關鍵環節。需以“科學基礎戰略”為先導，通過動態優化研發任務、主導國際數據智庫、完善化學品全生命周期監管體系，將科學認知深度融入社會治理框架，為高水平保護與健康中國建設提供科技支撐。
談科研進展
以關鍵毒性靶點為線索，利用AI等技術推進污染物篩查
新京報：目前你正在開展哪些新污染物方面的研究？進展如何？
江桂斌：我們環境化學與生態毒理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在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s）的分析方法與儀器設備研制、污染分布與溯源識別、污染物形態與化學行為、生態毒理與健康效應等方面開展了大量基礎性的系統研究，始終引領我國環境化學與毒理學科發展，是我國新污染物研究領域的先行隊伍；本世紀初就規范了環境內分泌干擾物（EDCs）的科學名稱和中文概念；承擔并完成了我國新污染物研究的第一個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863）項目、第一個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973）項目、第一個國家支撐計劃項目、第一個國家自然基金委重大項目和第一個創新群體項目。2004年起，開始了發現新污染物與毒理研究的新學術方向，研制了世界首臺“高通量多功能成組毒理學分析系統（ITA）”，逐步形成了“從物質到效應”和“從效應到物質”的新污染物篩查識別方法體系。這些成果不僅為我國履行環境國際公約提供重要支撐，更標志著我國在新污染物研究的部分領域實現了從“跟跑”到“領跑”的跨越發展。
當前新污染物對健康危害的數據大多來自大隊列研究，這意味著這些危害往往在產生健康影響之后才能被發現。我們應開展逆向思考，新污染物若要產生危害，必然會在體內作用于某一靶點并引發毒性效應。因此，我們正在以關鍵毒性靶點為線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合成生物學新毒理模型等先進技術推進需重點關注污染物的篩查和環境賦存解析；環境毒理學研究和分子流行病學研究也在系統加強，以助力發現新污染物的毒性靶點、解析毒性通路、理解健康效應。
近年來，我本人在全國兩會上也一直呼吁要加快推進新污染物基礎研究相關工作的布局，重點關注新污染物的環境暴露與人群健康效應，最終希望能夠實現基礎研究的持續投入兌現為生態環境的永續安全和全民健康水平的持續提升。
新京報記者 張璐
編輯 白爽 校對 劉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