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對夫婦計劃要孩子，你認為男方可以做些什么來提高生育健康孩子的幾率？”
關于這一問題，也許超過一半的回答會認為，男方能做的就是確保女方健康。從一個小家庭開始面臨生育抉擇的那一刻起，家中的目光幾乎都自動落在女性身上。人們熱衷于談論“高齡產婦”的風險，一旦確認懷孕，女性的身體與日常當即就會落入一整套嚴密的“監管”標準中。女性與生育的關聯性毋庸置疑，但為什么男性在生育中的角色鮮少談論？
對男性生殖健康討論的滯后由來已久。盡管早在19世紀末，醫學界曾試圖創建一個與婦科平行的“男科”領域，卻一再遭遇失敗。時至今日，專門的“男科”診室雖基本成型，但相對于婦科對女性生殖身體無休止的檢測和治療，男性生殖健康知識的受關注程度與傳播范圍仍然有限。男性的年齡、生活習慣與身體狀況對子代的健康有哪些潛在影響，這仍是公共討論的盲區。
在新近出版的《父產科：缺失的男性生殖健康科學》中，耶魯大學社會學教授萊妮·阿爾梅林（Rene Almeling）系統梳理“男科”出現的歷史記錄，并對照訪談部分當下男性對生殖健康的看法，這些共同解答了如今的生殖觀念是如何被逐步塑造的。從中我們也得以窺見，生育風險與責任為何主要落在了女性身上。在女性普遍面臨生育壓力的今天，這篇文章想結合這本書談談父親在生育中的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萊妮在全書的結尾處還坦露了兩個擔憂。她的確擔心在如今的輿論環境下，大談“精子”的重要性是否會無形中削弱女性本已脆弱的生殖權利；以及當我們將生殖健康重新定義為與所有的身體相關時，那些對生育孩子沒有興趣的人是否會面臨更大壓力。
對此，萊妮選擇在這本本應平和的學術作品中短暫“現身”。她直截了當地表明立場——在任何時候，對于“是否繼續懷孕”，只有身體懷孕的人才擁有最終決定權。至于后者，當生殖健康不再局限于性別，更廣闊的影響因素才會浮現，而關注那些導致疾病的社會結構與環境因素終將有利于所有身體，無論人們是否選擇生育。從這個角度而言，提高對男性生殖健康的關注，不僅有可能改善男性健康及其子女的健康，更重要的是，它將有助于重塑生殖政治和性別不平等。
主動精子與被動卵子？
性別觀念如何影響生物知識的形成
關于男性生殖健康知識的缺失，從男性談論生殖過程的方式就能看到。為了了解普通男性的真實認知情況，萊妮隨機詢問了美國40位不同男性，請他們分別描述各自在生殖過程中的角色。大約80%的受訪者提到了所謂的“生物學”過程，他們描述了“主動的”精子如何進入“被動的”卵子，然后通過復制分裂，成為嬰兒。其中不少人提到精子數量的重要性，他們用“賽跑”“游泳”或“戰斗”的隱喻去豐富整個畫面，并多次強調最終“只有一個會贏得比賽”。
這些描述在中文語境也并不陌生。我們日常使用的俚語中也不乏“他讓她懷孕了”，甚至是“他把她肚子搞大了”的說法，其間的相互關系仍然出現在中小學的生物課堂上。盡管事實是，精子在漫無目的地游來游去，而女性生殖道內的肌肉將它們推向輸卵管，此后卵子釋放的化學信號開始吸引它們。兩者只是有著不同特征，在做著不同的事情。
《父產科：缺失的男性生殖健康科學》，[美]萊妮· 阿爾梅林 著，陸小溦 譯，雅理|中科書院，2025年3月。
在萊妮看來，這些男性所講述的更傾向于“生物性”的故事，而非“生物學”的故事。前者之所以流傳廣泛，恰是因為它們將人類的經驗根植于某種看似原始和非社會的東西中，被用來渲染一個更多或更少的“自然”條件，使一個人的行為或多或少看上去是“自愿”的。隨著這些故事刻寫進人們的身體的，是長久以來與積極生殖相關的男性氣概和與關懷養育相關的女性氣質的陳舊敘事。
近年來，盡管公眾層面對男性“精子質量”的討論有所上升，但一般來說，人們仍然傾向于認為：如果精子存在且能夠使卵子受精，那么它們就是健康的。在2023年上映的電影《前任4：英年早婚》片頭，36歲的孟云收到自己的精液質量報告，醫生寬慰他“整體沒什么問題”，就是“數量少了點，游得慢了點，存活率低了點”。精子的生育能力與精子的健康狀況仍然沒有被明確地劃分。
《前任4》劇照。
實際上，精子的健康狀況很可能影響子代。拋開人們熟悉的某些疾病的“家族遺傳”暫且不談，近幾十年生物學界發現了另一種形式的基因損傷，即DNA周圍的化合物發生了改變，而不是DNA本身。這些化合物的改變可以影響特定基因是否以及如何表達。這可能來自于個體所處的年齡階段、所做的事情或所面臨的環境。也就是說，通過這種機制，精子可以被破壞，但仍然能夠使卵子受精。這就意味著男性的年齡、生活慣習以及工作環境都有可能影響精子，進而影響子代。
以年齡為例，人們很容易想到“高齡產婦”面臨的風險，以及母親年齡越大，生育的孩子患唐氏綜合征的風險越大。但“高齡父親”卻很少被談論。人們默認只有女性存在“最佳生育年齡”，男性似乎被認為“永遠有生育能力”。直到20世紀70年代左右，幾項研究先后發現男性年齡與常染色體顯性突變引起的罕見遺傳病間存在關聯。另有一些統計數據說明了可能的風險，與30歲以下的男性相比，40多歲的男性生育患有自閉癥譜系障礙孩子的風險增加了1.78倍，50歲以上男性的風險則增加了2.46倍。也有研究表明，父親的年齡與后代患抑郁癥的風險之間的關系是一條U型曲線。
除了年齡之外，現有研究已經有足夠的證據支持，懷孕前父親吸煙也會對兒童構成嚴重風險。吸煙的父親更有可能發生所謂的“種系突變，這種突變不僅會遺傳給自己的孩子，還有可能遺傳給孩子的后代。此外，關于男性所處的工作環境暴露因素的影響研究也在持續積累中。
然而，上述風險的預警幾乎很少傳達至更廣泛的公眾層面，書中提到一位受訪醫生透露，他擔心此類信息會引發男性群體的“恐慌”。美國媒體界還曾為此刻意報道了“高齡父親的優勢”，比如有更多生活經驗應對撫養孩子的壓力，又或是更多時間獲取事業成功和財富自由，試圖以此轉移公眾的注意力。相關研究的合法性也在面臨諸多挑戰，從“男科”在歷史上的兩次重啟中，我們不難看出這背后的曲折。
精子“永遠年輕”？
男性氣概把男性疾病讓給了“庸醫”
回顧現代醫學內部的專業細分歷程，對兩性作為生殖身體的關注程度存在很大的時間錯位。婦科和產科這兩個專門針對女性生殖身體的專業很早就出現了，并在19世紀末期迅速完成了專業領域內的制度化建設。然而，專門針對男性生殖健康的專業卻遲遲無法推進。
這并不意味著男性不曾被相應的疾病困擾。萊妮注意到，19世紀末，現代（白人）男性的男性氣質衰弱曾引發過廣泛的關注——工業化進程使得許多男性失去了昔日的就業前景，他們整日坐在辦公桌前無所事事，一些中產階級男性甚至被診斷出患有神經衰弱征，由此帶來身體和性能力的迅速下降。從腫脹和疼痛，到陽痿和不育，面對各種各樣關于性和生殖的問題，男性可能會遇到種種尷尬，但又因擔心自己的男性氣概而遲遲不愿向外尋求幫助。遺憾的是，許多正規醫生也因為面子而不屑于進入這片市場，部分原因是他們相信“精子永遠年輕”。
當病情加重到難以忍受時，當時大量的男性患者只能涌向街頭“幾乎無處不在”的“男性?？圃\所”。這些店面往往在門口處標明“只允許男人進入”，大多還是流動的旅行診所，而開設這些診所的醫生被當時的醫學界統稱為“庸醫”。但就是這些“庸醫”接收了各式各樣的男性患者，那些負擔得起正規醫院費用的人，會因為不想透露病癥而來到這里；對于那些城市的工人階層，這些診所則會報出一個他們負擔得起的價位，還會用新移民的語言提供護理服務；而對于那些遠在農村的男性而言，他們也可以選擇郵寄咨詢，診所通常會承諾從一個“不顯眼的地址”用“謹慎的包裝”回復。
海德堡醫學院的廣告。
在很長時間里，這種文化趨勢都使得男科很難作為一門專業開展。最早的嘗試大約出現在19世紀80年代的美國。當時一群醫生聚集在美國紐約，試圖成立一個面向男性身體的新協會，從而為男性疾病的治療帶來基本的尊重。1891年，《美國醫學會雜志》還曾發表過一篇未署名的社論贊揚男科作為一個新專業的誕生。這篇長約500字的文章當時夾在一篇關于剖宮產的社論和另一篇題為《嘔吐生理學》的社論之間。該文章明確將“男科”定義為“泌尿生殖系統疾病”，并指出“男科學和婦科學之間的平行性尤其明顯”。
《美國醫學會雜志》社論《男科學將成為一個醫學專業》，1891年。
然而，當時的這個醫學團體卻無法清晰地回應這種“平行性”究竟意味著什么。該團體起初將腎、尿道、膀胱、精索和睪丸納入治療范疇，有質疑聲指出“泌尿生殖疾病”過于寬泛，盡管其中有些是男性特有的，但女性體內也有腎臟、尿道和膀胱。缺乏清晰確切身體指向反映出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之外，人們其實仍然不了解自己的身體，或者說“沒有一種身體是‘非文化’或‘非歷史的’”。而當團體內部提出用“男科”這個說法時，又激起外界許多負面評價和嘲諷。這些嘲諷似乎與專業知識無關，當時的人們更多是純粹接受不了這個名字?！澳锌茖W也是哲學和人類學界使用的術語，這可能導致醫生們對它的嘲笑延伸至男性生殖器官?！?/p>
由此，19世紀末男科創立的嘗試最終因“體面”的男性氣概之戰而失敗。直到二戰之后，另一位來自德國的內科醫生再次呼吁重建“男科”。與此同時，20世紀中葉以來，有關“男人和父親的角色”討論開始出現，性別差異的天然性以及異性戀長期占據主流的觀點受到沖擊，男性氣概的松動才得以與生物醫學知識結合，最終使得對男性生殖身體的關注成為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從事相關研究的有許多是女性學者。她們進入這片原本只關注婦女生殖身體的、男性主導的領域，并開始對作為生殖身體的男性提出新的問題。生殖生物學家珍妮斯·貝利（Janice L. Bailey）曾在《紐約時報》發布的一篇關于精子研究的文章中坦言：“我們有時稱自己為研究男人的女人（Gals for Guys）?！?/p>
“說與做”之間的鴻溝：
重新思考生殖健康信息
盡管生物醫學領域正在持續開展關于男性生殖身體的研究，但相關研究發現并沒有真正向公眾傳播。萊妮在寫作期間檢索了《紐約時報》過去五十年間對相關研究的新聞報道，結果發現美國主流報紙對男性生殖健康的報道程度默契地處于低位，且通常在相關報道的結尾處都會明確點出該領域結論的不確定性，不少文章還口徑一致，傾向于認為一旦出現問題，風險都歸因于個人行為。這些都或多或少降低了公眾的警惕程度。
不過，萊妮在一眾“噤聲”中發現了一次難得的例外。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一家非營利組織“一角錢游行”曾短暫關注過男性年齡和生殖健康相關的風險，它們發起過一場名為“男人也有孩子”的全美性公共衛生運動，通過在不同渠道分發小冊子，講述“父親因素”如何導致流產并影響嬰兒的健康。當時活動的尺度之大在今天看來都頗為難得，他們還曾鼓勵記者采寫關于“父親導致的先天缺陷”的故事。然而，該機構后期也很快將關注點重新轉向了女性和生殖健康。曇花一現背后恰恰說明了向公眾傳播男性生殖健康信息的制度化建設面臨重重困難。
“一角錢游行”基金會關于“男人也有孩子”運動的宣傳冊，1993年。
有趣的是，這種信息的空白在不少即將當父親的男性看來似乎并不存在。當訪談中被問及如何看待個人行為對精子健康的影響時，幾乎每一位男性都明確表示——如果他們想要孩子，他們“當然”會盡一切可能減少對孩子健康的風險，即便此前并不了解相關信息。在萊妮看來，這些回答體現了一個共同的模式，即人們說他們會做的事情和他們實際做的事之間存在明顯脫節。
只需稍作延伸提問，超過一半的男性受訪者就會提到他們與“健康精子”之間的一系列障礙，這些障礙與其說是個人的，毋寧說是整個社會結構與環境的結果。而他們之所以在一開始態度積極，可能帶有某種“社會期望偏見”的色彩，或者說他們是在回答“其他普通男性”可能的態度。在此類的公開訪談中，受訪者往往傾向于以最好的方式展示自己，答出更能被社會認可的答案。而更真實的情況，大都隱藏在那些畫外余音中：
-“我正在服用抗抑郁藥……我真的很想強制執行（相關研究的建議）：要健康飲食……我想對于心理健康來說，治療我的心理健康也同樣重要?！?/p>
-“是的，我抽煙喝酒什么的，但我所有的孩子，他們都很好，所以這只是一堆廢話?！?/p>
-“如果你很窮，你就買不起健康的食物?！?/p>
-“我認為現在市場上出售的對你有害的東西比幾年前還要多，人們對這些東西上癮?！?/p>
-“避免有毒物質是不可能的。”
這些聲音背后共同的擔憂是，個人的健康不僅是個人選擇的問題。在萊妮看來，這才是今天的我們重新關注男性生殖健康，在更廣闊的層面重新討論生殖信息的核心目的。只有當生殖健康被重新定義為不僅與女性有關，而是與所有身體有關時，那些鮮少談論的社會結構與環境風險來源才能真正被正視，而不再如以往一樣將正確飲食和避免毒素的責任推給每個女性。當生育風險與責任均攤，這不僅有助于改善男性健康及其子女健康，更重要的是，它很可能也是重塑生殖政治和性別不平等的希望所在。
作者/申璐
編輯/走走
校對/薛京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