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是經濟學史上一部偉大著作——《國富論》——的作者。但這本書現在少有人讀，即便是那些經濟學家讀得也少，他們樂于在嘴上把他譽為該學科的“開山鼻祖”。寬泛地講，一提起他的名字就會讓人想到鼓勵利己、反對政府干預市場，這二者疊加在一起將創造財富和自由。
有些人贊同，認為斯密所提的準則是個人和社會幸福的基礎。另外一些人則反對，認為斯密所提準則的核心是社會不平等與剝削。
但是，雙方的看法都過于簡單了。一則，《國富論》是一本宏大、復雜的著作，不能縮略成一個簡單的結論。再則，斯密的貢獻遠不止于一本經濟學原理著作。他寫了一本重量級的倫理學專著，出版過一部極為博識的天文學史，并且是一位十分注重語言風格以及口頭和書面交流技巧的作家。
《亞當·斯密》，[英國]克里斯托弗·J.貝里 著，李瑤光 譯，譯林出版社2025年1月版。
亞當·斯密，一個性格內向、沉默寡言的男人
亞當·斯密1723年出生于蘇格蘭東部海岸的柯科迪。他父親也叫亞當，是一位律師，在斯密出生前六個月就去世了。他的母親（瑪格麗特）沒有再婚，在她的漫漫人生中，亞當是她摯愛的兒子，她卒于1788年，只比亞當早兩年。斯密第一本傳記的作者杜格爾德·斯圖爾特認識斯密，掌握的信息比其他人多。這位作者說亞當是個體弱多病的孩子，得到了母親的悉心照料，而亞當也窮其一生盡心盡責地回報了他母親。
他約8歲時進入當地學校讀書，并從一位新來的嚴苛而熱忱的男老師那里受益良多。斯密1737年進入格拉斯哥大學學習，年僅14歲，但在那時候這個年齡上大學并非異乎尋常。他在中學期間已熟知古希臘與古羅馬文化，以至于他實際上可以免修那些初階的拉丁語、希臘語課程。在格拉斯哥，斯密師從當時的一些知名學者。他最重要的老師是倫理學教授弗朗西斯·哈奇森。在他臨終前的一封信中，斯密盛贊了哈奇森作為一名教師和哲學家的品質，盡管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一書中公開反對哈奇森關于慈善和道德感的觀點。
1740年，斯密獲得斯內爾獎學金（該獎學金至今仍在），到牛津大學巴利奧爾學院學習，直至1746年。他并不是因為被這個教育機會吸引而去學習的，實際上他在《國富論》中抨擊了該學院的教學質量和教師水平。他似乎在那兒都是自學。自學的內容大致包括繼續研究科學、培養語言技巧，繼而如杜格爾德·斯圖爾特所猜測的，發展到“研究與人性相關的所有領域，尤其是人類政治史”（《生平》第271頁）。可以基本肯定，他那時讀過大衛·休謨的《人性論》，休謨后來成為他最好的朋友。
他于1746年回到蘇格蘭，和母親一起住在柯科迪，1748年搬去了愛丁堡。在愛丁堡，受恩于亨利·霍姆的幫助，他被聘請去教修辭學，后來可能還教法律、哲學等課程。亨利·霍姆后來任法官時被封為卡姆斯勛爵。斯密所教的這些課程內容現在沒有記錄留存下來。當時這些課深受歡迎，他受邀反復教授這些課。或許是因為授課的成功，但更關鍵的是伊萊伯爵阿奇博爾德·坎貝爾（后為阿蓋爾公爵）的支持，斯密于1751年回到格拉斯哥大學擔任邏輯學教授。
《亞當·斯密》內頁。
阿蓋爾可以對許多學術職位插上一手，他運用其任免權來激勵那些傾向于使蘇格蘭社會走上現代化道路的人。邏輯學教授還有另一位候選人。盡管選擇斯密毫無爭議，但他的競爭者（喬治·繆爾黑德）也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學者，后來成為東方語言學教授，去了格拉斯哥的人類學系。1752年斯密被聘為道德哲學教授，沒有競爭對手，他在這個職位上又工作了十二年，直到他結束大學學術生涯。
斯密教過很多科目。除了哲學和法學外，他也教授歷史、文學和語言。他的學生們所記的修辭學和語言學系列課堂筆記已經被發掘出來并出版了，還有兩套內容廣博的法學課筆記也出版了。斯密做的是口頭演講，因此這些筆記不僅相互大量重復，而且成為他主旨觀點的可靠書面記錄。由于他“在文學領域公認的聲望，尤其是他這些年來在該校教授法學深受歡迎”，1762年格拉斯哥大學授予他法學博士。
斯密出版了兩部巨著，他在格拉斯哥執教時就已播下了這兩本書的種子。《道德情操論》最初現世于1759年，他一生中做了六次修訂。最后一版，包括增補內容，完成于他去世的那一年（1790）。這些修改變化表明，斯密在發表他第二部巨著《國富論》（1776年出版）之時和之外，仍持之以恒地致力于道德哲學研究。盡管彼時斯密已經離開格拉斯哥，從他學生的筆記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到，在格拉斯哥的課堂里他已經在構思書中的一些重要主題，比如勞動分工。他的學生、后來是他同事的約翰·米勒證實了這一點。據約翰·米勒回憶，斯密講過“那些賴以謀生的行業，以及促進財富積累的行業，使法律和政府發生了相應的進步或改變”（見《生平》第275頁）。
斯密1764年離開格拉斯哥大學，但他并非從此與該校斷了聯系，1787年他被選為該校的榮譽校長。在致謝信中，他聲稱記憶中的執教生涯是“人生中迄今最有益，也是最快樂、最榮耀的時期”（《書信集》第309頁）。斯密離開格拉斯哥是因為他應聘去了薪資更高的職位，給18歲的巴克盧公爵當家庭教師兼同伴。他是通過公爵的繼父查爾斯·湯森德獲得這一職位的。
他的第一個任務是將年輕的公爵帶到法國，他們住在圖盧茲，但他們在那度過的時光鮮為人知。可知的是，他們還在日內瓦住過一陣子。斯密在那兒遇見了最有名的法國作家弗朗索瓦·馬里·阿魯埃（伏爾泰），他住在附近的弗尼，斯密對他評價很高。斯密還到訪過巴黎，經引薦，與許多法國啟蒙運動的文化人士交際往來，其中有些是女士。在這些人中，他遇到了經濟學家安—羅伯特—雅克·杜爾哥和弗朗索瓦·魁奈。后來他曾感謝魁奈幫助他獲得有關法國稅務的信息（《書信集》第286頁）。魁奈是一個思想家團體（重農學派）的領袖，其主要觀點是農業是經濟穩定的基石。斯密十分熟悉重農學派的觀點。魁奈送給斯密一本他所著的《重農主義》（1767）的影印本，斯密在《國富論》里評價他是一位“別出心裁而又深刻的作者”（《國富論》第672頁）。但是，斯密深為反對他們的理論體系。要說這些會面、信件對構建斯密自己的研究分析具有決定性作用，是夸大其詞了。
由于和他們一起住在法國的他學生的兄弟于1766年不幸去世，斯密的家庭教師工作因此中斷。盡管家教生涯短暫，但斯密得到了一筆可觀的補償（300英鎊），這使他不必再憂心于生計。他回到蘇格蘭，重新回到他母親在柯科迪的家中，在那里，斯密1780年回憶時說道，他利用那段安靜祥和的時光寫成了《國富論》。1777年，他搬到愛丁堡（帶著他母親一起），再次在巴克盧的幫助下成為一名海關專員。這一職位薪水頗豐，斯密得以在一所牢固的房子里安家落戶，盡管這房子不在時髦的新城區（休謨已經搬到了這里），而是在老城區的修士門地區。這份工作不是一份閑差，斯密過于認真負責地履行職責，以至于他認為這份工作妨礙了他創作“文學作品”，盡管說這話可能有點違心（《書信集》第253頁）。
這些作品包括《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的修訂版。此時，他還試圖完成另外兩部手稿。其中一部內容是“關于不同類別文學、哲學、詩歌和修辭法的哲學史”，另一部是“關于法律和政府的理論和歷史”（《書信集》第287頁）。最終他放棄了。這些手稿的內容已不為人知。斯密要求他的遺囑執行人毀掉他的紙稿。然而，他也的確允許過出版其中的一小部分，即1795年他去世后出版的《哲學論文集》。
雖然丟失了一些素材，但他已出版的著作至今仍廣為流傳，足以用來對斯密這位作者進行評價。但評價斯密這個人就不敢這么放言了。他不是個勤于寫信的人，評價他的人品主要得靠他人的說辭。杜格爾德·斯圖爾特所著的《生平》里寫得最多。斯圖爾特觀察認為，可以打包票說斯密的“個人價值觀”是“信任、尊敬和愛戴，他與一生中所有親朋好友相處時均如此”。他有“許多怪癖”，言外之意，可能是有些不討喜，只有他的“知心朋友”才能欣賞到“他言語中無以言表的魅力”，以及“他毫不做作的質樸內心”（《生平》第329頁）。
隨著斯圖爾特的進一步描述，一幅畫像徐徐展開：這是一個性格內向、沉默寡言的男人，在公共場合往往心不在焉、緘口無言。至于他的外表，斯圖爾特只能說“沒什么不尋常”，但專門加上了一句，說詹姆斯·塔西制作的側像圓牌“傳神地表現出他的外形”（《生平》第329頁）。斯密從未坐著讓人畫像（這本身在他的朋友中就不常見），除去塔西的作品外，現存只有一幅約翰·凱所作的程式化的紀念版畫。格拉斯哥大學的雕塑是19世紀“憑想象制作的”，現在愛丁堡的這座（2008）亦如此。
斯密時代的蘇格蘭
斯密身處什么樣的社會？所有的時代都可以說是變革的時代，盡管這是句陳詞濫調，但它的確符合18世紀蘇格蘭的情況。
斯密出生前發生了一系列十分重大的政治事件，這些事件影響深遠，他一直生活在這些事件的影響之下。事件起因于17世紀晚期。那時，蘇格蘭有自己的議會，但一直運轉不佳，在“達里恩計劃”（議會試圖將蘇格蘭發展為殖民強國）毀滅性破產以及與英格蘭貿易爭端等背景下，英格蘭與蘇格蘭于1707年成立聯合議會。此次聯合是在英國人誘騙下蘇格蘭一些領袖人物的背叛之舉，還是出于“擺脫”眼前窘迫困境之需，至今仍然是一個有爭議的學術（和政治）問題。
《聯合條約》賦予蘇格蘭人小部分直接政治權力（僅有上議院16個席位和下議院約8%的補充席位）。但該條約允許蘇格蘭保留自己的法律體系、宗教管理方式（蘇格蘭教會）和教義。這些例外規定非常重要，因為這意味著對大多數人而言，最直接的事務仍然掌握在蘇格蘭人手里。沒有了議會，律師成了關鍵人物。律師們代表他們的主顧，特別是像阿蓋爾公爵這樣的人物，實際上控制了蘇格蘭的運轉。
安妮女王于1714年去世，英格蘭和蘇格蘭的王位傳給了漢諾威的喬治。這次王位繼承是《聯合條約》里預訂的，因為該條約第二款規定，如果安妮正常死亡，那么君主之位應傳給漢諾威的索菲亞及她的“新教徒”繼承人。該條款重申了1689年協定的內容。這份文件由威廉和瑪麗增訂而成，此后又被斯圖亞特國王詹姆士二世/七世廢黜/放棄，該文件規定天主教徒不可接任王位。喬治符合條件，因為他與第一任斯圖亞特國王（詹姆士一世和六世）的孫女結了婚，他是關系最密切的新教徒。漢諾威繼承王位對蘇格蘭有極其重要的政治影響。
《真正的亞當·斯密》（2016）海報。
一些受過良好教育、具有專業技能的蘇格蘭人寫了許多著作，涉及的領域十分廣泛，形成了“蘇格蘭啟蒙運動”（正如現在所知），他們都是漢諾威人。這不僅僅意味著支持現行體制，因為這種支持彰顯出他們對詹姆士黨的反對。詹姆士黨人是斯圖亞特王朝的支持者，18世紀上半葉經常爆發反對新王朝的活動。反抗活動頻繁爆發，表明漢諾威的繼承權并非高枕無憂。
1715年和1745年發生了兩次最嚴重的叛亂。1715年的叛亂利用了公眾積累的對成立聯合王國后無所獲益的不滿，獲得了廣泛支持。1745年的叛亂最初對英國造成了較大的威脅，小王位覬覦者“英俊王子”查理的軍隊向南最遠打到英格蘭的德比，距離倫敦120英里。詹姆士黨人一開始的軍事勝利沒有得到蘇格蘭人民的普遍支持，很快形勢就反轉了。在克勞頓戰役（1746）擊潰叛軍之后，當局有意采取措施破壞蘇格蘭高地的政治獨立。
斯密身處英格蘭，遠離這片紛亂，在克勞頓戰役后才回到柯科迪。毫無疑問，他是忠于漢諾威政權的。在《國富論》中，他主要以蘇格蘭高地為例，說明不發達經濟體和老套法律體系的情況。他明確地提到洛希爾的卡梅倫，說他沒有法律授權卻可以“對他的人民進行刑事管轄”（《國富論》第416頁）。這不是說他這個人惡毒或喜怒無常，而是說由于經濟和基礎設施未得到改良，因而沒有統一和有效的法律體系。
聯合背后的動因之一是，蘇格蘭需要獲準自由進入英格蘭市場。意識到他們的經濟比英格蘭落后，蘇格蘭的主要機構及其成員開始尋求現代化，或者說推進“改良”。最終，到18世紀中葉的時候，聯合帶來了經濟效益，蘇格蘭迅速發生變化。這些變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格拉斯哥的發展。在斯密的學生時代，格拉斯哥的人口約1.7萬，到斯密去世時增長到8萬人。除農業外，紡織品尤其是亞麻布生產是蘇格蘭的主要工業。煙草貿易大幅增長，對格拉斯哥的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使之取代布里斯托爾成為主要港口。斯密認識一批格拉斯哥的“煙草大王”。他是格拉斯哥文學協會的會員，該協會主席安德魯·科克倫就是一位“煙草大王”。至今，格拉斯哥的街道名稱中還能找到他們的遺跡，比如格拉斯福德、英格拉姆，還有科克倫。
直到那個世紀的后二十五年，煤炭采掘和煉鐵等“重”工業才開始飛速發展。《國富論》中所提出的經濟原理不是對應這些產業的。斯密圍繞制釘等小型手工作坊闡釋其原理。城鎮化和紡織品生產的確需要實體基礎設施和金融基礎設施的支撐。交通依靠馬（斯密就是騎馬去牛津的）和船。盡管在愛丁堡和倫敦之間有服務相當高效的長途馬車，但橫貫全國的旅程仍是十分艱辛的。從柯科迪到愛丁堡最便捷的途徑是乘船穿越福斯灣，而不是經由陸路和擺渡。
大規模運輸必須通過船運，從格拉斯哥到愛丁堡（相距約45英里）意味著要經歷一段漫長而危險的海上航程。為此實施了一項“改進”計劃，修建一條連接東部福斯河各河口和西部克萊德灣的運河航道。該計劃開始于1768年，至1790年完成。這是一項了不起的工程成就。迄今仍在使用的格拉斯哥附近開爾文河上的高架橋，被譽為“世界上該類工程中最了不起的杰作之一”。當然，這些工程建設需要大量資金。許多銀行伴隨著這項投資需求而生。1772年艾爾銀行倒閉，使福斯—克萊德運河的股東面臨信心喪失的問題。斯密對這些事件有清晰的認識，在《國富論》中可以看到他對投機商（“項目計劃人”）、銀行業和金融監管的看法。
《猜火車2》（2017）劇照。
官方認可的蘇格蘭教會政權形式是長老會，屬于嚴格的加爾文教派，英聯邦原封不動地保留了這個形式。強制信奉正教的歷史由來已久。例如，1696年有一名19歲的學生托馬斯·艾肯黑德被判褻瀆上帝。然而，改變已無處不在（至少在精英階層是如此）。蘇格蘭不設獨立議會強化了蘇格蘭長老會的作用，長老會的大會近似于國家級的辯論論壇。這一作用使其成為政治焦點，并最終促使蘇格蘭教會和蘇格蘭啟蒙運動達成了某種互諒。威廉·羅伯遜本人就是生動的體現。他任愛丁堡大學校長逾三十年，也是教會派系現代化改革的領袖人物，被稱為“溫和派”。通過斗智斗勇，這群志趣相投的“現代化者”致力于“改良”，設法成了大會里的多數“派”。這令溫和派能夠控制教會選任的牧師們贊同改良和“啟蒙”。斯密與改良派的領袖們交好，這個圈子里有各色人物，其中包括被認為是“異教徒”的大衛·休謨。
除了休謨這個特例以及凱姆斯等上議院法官，其他蘇格蘭啟蒙運動的思想家都像斯密一樣是大學教授。以蘇格蘭的國土和人口規模而論，這里出現了五所大學—圣安德魯斯學院、阿伯丁的國王學院和馬修學院、愛丁堡大學以及格拉斯哥大學—確實令人震撼。這些大學的傳統使命是培養牧師，這個使命延續了一整個世紀，但到彼時，情況發生了變化。
教學體系被重新設計，授課不再用拉丁文（哈奇森是先驅者）。法律教授職位得以設立，愛丁堡大學（1740）和格拉斯哥大學（1760）正式成立了醫學院（盡管形式上是一門課程，但醫學教育那時已岌岌可危）。這種“強調職業教育的主張”，是適應社會需求變化的表現。法律、醫學學科發展的同時，化學和植物學等對促進農業發展（如化肥）和“工業”發展（如亞麻染料）有明顯作用的學科也在擴張。但這些大學對智識教育也持開放態度。課程體系變了，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接受并宣揚艾薩克·牛頓學說的速度。
蘇格蘭是個小社會，其主要的法律、教會和學術機構組成了一張網。這些機構的理事會里全是知識精英。有了主要機構里這種精英的參與，蘇格蘭啟蒙運動成為“建構”現代社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種參與進一步表現為俱樂部和辯論會的規模激增，它們為大學、法律界、教會、“進步”貴族和商人（特別是在格拉斯哥）搭建了思想匯集平臺。例如，“精英”協會（更正式、含義更清晰的名稱是“愛丁堡藝術、科學、制造業和農業促進協會”）的成員包括斯密、休謨、凱姆斯和羅伯遜。盡管有天性靦腆的名聲在外，但斯密是幾個協會里的活躍分子，其中有兼收“市民和大學師生”的格拉斯哥文學俱樂部，還有兼具歡樂與智慧的愛丁堡牡蠣俱樂部。他是愛丁堡皇家學會（1783）的創始會員之一。
一些俱樂部會關注“禮貌”。這反映了新興的城市文化，因此“文雅”（以及相關的“文明”）成為性格和行為被正面評價的特征。這些是《道德情操論》的主要論題。
啟蒙運動：蘇格蘭及其他地區
毫無疑問，斯密是被彼得·蓋伊稱為“啟蒙運動之家”里的一員。啟蒙運動是一場自我意識覺醒的運動。參與者自然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社會階層成員，在蘇格蘭就是那些文人學者。在蘇格蘭，他們是專業人士，特別是律師、醫生、大學教授，在歐洲其他地方亦如此，只有法國是個例外。
啟蒙運動沒有局限在某個區域，其成員遍布歐洲和北美洲。文人學者們真心實意地參與這場國際對話，認為自己參加的是同一場辯論。這種對話有一種方式是直接交鋒。例如，斯密1755年為短命的《愛丁堡評論》寫了關于《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的評論，與讓—雅克·盧梭進行了對話。對話的第二種形式是廣泛傳播相關著作和譯作。《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兩本書被快速譯成多國文字，加速了其傳播。例如，意大利人通常通過法語版了解到《國富論》。斯密代表其大學購買了丹尼斯·狄德羅的《百科全書》前七卷（始于1755年），很好地詮釋了當時那種知識共享傳播的氛圍。所有蘇格蘭人都受到夏爾·塞孔達·孟德斯鳩男爵思想的影響，盡管斯密（通常）在其公布的參考書目里鮮有提及孟德斯鳩，但從他的授課筆記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很熟悉孟德斯鳩的著作。
《諾丁山》（1999）劇照。
他們自己所作的“光”的比喻，形象地說明了這些自我意識強烈的知識分子關注的核心是什么。光意味著之前的時代是相對愚昧的。用不那么隱晦的語言來解釋，這種光明與黑暗的對照，就是知識和理性的一面與無知、偏見、迷信的另一面的對照。奴役、折磨、巫術、宗教迫害等類似的東西，如同黑夜的產物和遺骸，是應當被反對的。
斯密的著作表明他同意這個觀點。盡管作為作家他不喜歡表達憤怒，但他清楚奴隸制是罪惡的，毫不含糊地譴責殺嬰行為，并猛烈地抨擊司法不公。對于最后一種情形，他有切身經歷。在圖盧茲時，一名加爾文教徒吉恩·卡拉斯被錯控謀殺了自己的兒子并被處以死刑（斯密在《道德情操論》的最后一版中補充了有關這一事件的內容）。
科學閃耀的光芒是驅散黑暗的關鍵。艾薩克·牛頓是那片蒼穹中最耀眼的星。牛頓是啟蒙運動的英雄人物。簡要概述他的成就，就是從行星運行軌跡到蘋果自樹上落下等一系列自然現象中歸結出的幾條簡單原理（運動定律和萬有引力定律）。關鍵是，這些定律被證明是正確的。牛頓的計算認為地球更像一個蕪菁（兩極部分更為扁平）而不是檸檬（兩極更長），這與法國數學家、哲學家勒內·笛卡爾的理論體系正相反，而去拉普蘭和赤道地區的科考團證實了牛頓的這個觀點。彰顯牛頓身份地位的一個標志是，稱某人的工作堪比牛頓是對該項工作的最高評價。例如，約翰·米勒在《歷史評論》（1787）中稱斯密是“政治經濟學領域的牛頓”，因為他揭示了商業原理。斯密同樣具有啟蒙運動式的熱忱，他廣博的天文學知識即是力證。
蘇格蘭人信仰進步。這種信仰要求對經年累月的社會變革作記述，蘇格蘭啟蒙運動的大部分作品踐行了這一使命。斯密的大學演講報告具有這樣鮮明的特征，而這也是《國富論》的一個重要主題。蘇格蘭人對進步的定義相對謹慎。他們認為光芒已經普照，而在此進程中知識增長確為關鍵因素。然而，他們不像法國或英格蘭的同時代人那樣有信心，認為進步總是自然和必然的，且在所有方面都是一種改進。蘇格蘭人如此謹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看重社會習俗的作用，習俗對明顯或快速的革新是抵制的。本著這個看法，斯密強調社會應徐徐圖變，認為變化本身往往是非故意的結果。這些重要觀點貫穿于他全部著作之中。
本文選自《亞當·斯密》，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小標題為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
原文作者/ [英國]克里斯托弗·J.貝里
摘編/何也
編輯/張進
導語校對/趙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