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懷舊式（虛假的）生活的替代方案，要么是深深地扎根于此時此地，找尋或締造自己的根源，又或者從所處的空間中發掘出真正屬于你的一席之地……一寸一寸地，逐步構建“自在之所”。
要簡單地身背行囊，無牽無掛，在旅館之間漂泊，不斷地更換城市和國家，四海為家卻又處處以他鄉作故鄉。
——喬治·佩雷克《空間物種》
我們認為，世界存在兩種生活方式：一種是深耕于當下，一種是四海為家。世界上的人也分為兩種：一種是腳踏實地的人，一種是如風般隨性自由的人。有些人只有在自己所處的地方才能感到幸福，好像他們是由這個地方孕育和塑造出來的。而另一些人則只能流連于山巔，如過客般輕輕掠過、俯瞰，從未在一個地方或一段關系中深深扎根。后者就是喬治·佩雷克在書中向我們描繪的“選擇一種懷舊式（虛假的）的生活”。正如蒙田所說，我們往往介于兩種生活方式之間，不斷搖擺，盡管有時候這種搖擺是潛在的、隱秘的，隱藏在我們內心深處，隱藏在我們思想的褶皺之中，但事實上，我們從未真正在某個地方停留，即使身未動，心卻早已走遠。
之所以說這種選擇是“虛假的”，是因為在穿越生活這場漫長旅程時，我們要不時經過一些心理、社會層面、地域或政治上的中途站。事實上，我們從來都不會原地踏步，我們腳下的土地始終在移動。“生命是動蕩的，我們腳下的土地在顫動。”我們從一個港口，駛向另一個港口，擺脫束縛，改換桅旗，選定航向，但海浪讓我們搖擺不定，颶風讓我們偏離方向，最終我們在未知的土地上擱淺。在這些顛簸與流離之中，我們最終會發現什么，沒有人知道，甚至我們自己都無法預知。
《我們為何渴望安穩，卻又想要逃離？：關于身份認同與自我實現的心理探索》，作者: [法]克萊爾·馬琳 / [法國]克萊爾·馬琳，譯者:吳芳，版本:貴州人民出版社2025年2月
原作者｜[法]克萊爾·馬琳 / [法國]克萊爾·馬琳
摘編｜張婷
你有自己的位置嗎？
我們有時會接受被安排在一些比想象中更加限制我們自由的地方，這些地方極其有限，可我們卻堅信這些地方就是為我們而準備的。那么，究竟是出于哪些原因和邏輯，讓我們最終相信這個明顯很小的地方就適合自己呢？
毫無疑問，這是因為我們對屬于自己的地方充滿了懷舊的渴望。這種懷舊是建立在對最初的地方的理想化之上的，這個地方與其說是經歷過的，不如說是夢想過的，它讓我們相信有一個“好地方”，一個適合我們的地方。借用佩雷克鐘愛的一個比喻，在那里我們就像拼圖中缺失的那一塊一樣努力融入其中。在這個位置上，我們個體的獨特性得以展現，我們努力融入一個社會、一個家庭，一個我們所屬或者渴望加入的群體。因為我們害怕丟掉這個地方，或者被取代，所以，我們滿足于停留在當下所處的情感或關系空間里，盡管它們讓我們受到約束，并不適合我們。我們將這個位置視作穩定和持續性的保證，毫無疑問，這個位置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我們對秩序、定義和個性的需求。
《在西伯利亞森林中》電影劇照。
然而，位置是有等級之分的，會把人們分門別類、劃分高低。倘若被強制安排在一個位置，便會致使人們不斷地逃離和背棄。有些地方，無論從主觀還是客觀角度去看，都不適宜居住，根本無法生活。我們在那里無法呼吸。之所以逃離，是為了自我拯救或者重新找回展示自我的力量。或許，有時候僅僅是因為那里讓我們感到不適、不自在，覺得這并非“正確的位置”。我們如同旋律中的錯誤音符、機器中的砂礫，又或是外來的闖入者，我們的言論或反應都被認為是“不合時宜”的。這些令人不悅的格格不入感，讓我們萌生出逃往其他地方的念頭，夢想著能去一些讓我們安身立命，實現自我認可的地方，渴望過上與自我身份認同相符的生活。
“生活就是從一個空間移動到另一個空間，盡可能不相互碰撞”，但有時候，這種碰撞非常激烈。有形或無形的墻擋住我們的去路，將我們團團圍住，禁錮多于保護。我們需要找到缺口，潛入其中，開辟道路，悄無聲息地突破圍城，走過小門，實現當代詩人們所說的“到位”。一個主體想要展示自我，就需要通過改變位置來實現，這同樣也是一次超越自我的過程。然而，一些無形的建筑和標志阻擋了這一進程，比如紅綠燈、玻璃天花板、邏輯的藩籬，等等。我們試圖溜走，卻撞上了緊閉的大門。這些空間密不透風，彼此隔絕，我們無法順勢從一個空間滑到另一個空間。我們需要不斷向上攀登，打破牢籠和藩籬。又或者，采取更為謹慎的方式，學習解碼，掌握特定的語言。
“我們保護自己，在四周筑起屏障。那扇大門，猶如一道堅固的壁壘，既阻擋著外部的侵襲，又分隔著彼此……我們無法從一個地方前往另一個地方……我們需要通行密碼，需要跨越門檻，需要展示誠心。你需要交流，就如同囚犯渴望和外界溝通一樣。”
離開有時是一種解脫，讓我們逃離樊籠，沖破現實與精神上的阻礙。擺脫長期以來定義我們的地方，去尋找新的身份。然而，這一過程有時候會有一種背叛自我或者背叛別人希望我們成為的人的感覺。在這種改變位置的過程中，無論是自我決定的還是被迫的，總會伴有暴力和痛苦，哪怕只是象征性的。但是，其中也伴有實現解放的沖動和愉悅，以及體驗生活在別處的興奮感。
也許，人們有時甚至能體會到漂泊的樂趣。有些人故意讓自己迷失方向，嘗試冒險，逃離封閉、被定義的世界，逃往無限可能、開放自由的世界。我們并不是總能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在哪里。不設定終點，或許就是我們實現的第一個自由。我們掙脫當下的社會規則，去嘗試充滿不確定性的生活。在毫無目標的情況下離開自己的位置，就像喬治·佩雷克所說的，“我們需要離開自己依賴的初始舒適區，拋棄自我的優越定位，因為這些定位如同城墻一般，將無限可能隔絕在外”。
或許，這種漂泊無依、浪跡四方的生活，最終僅僅意味著我們將永遠無法到達遠方。所有的地方都是臨時的，動蕩不斷，每個人的身份和位置都面臨重新分配。也許，在現實中，我們將永遠深陷兩難境地，處于兩個不同時空、兩種不同世界、兩種不同自我存在方式之間。我們必須承認，每個地方都存在諸多困擾，包括社會層面的、政治層面的和情感層面的。我們更多的是處于移動狀態，而非舒適地停留在一個永久的地方。有人將這種無所依、兩極之間的狀態，看作一種不穩定的、脆弱的平衡。然而，這種永遠不自在、不安定的狀態，不正是促使人們在不同文化、語言和生活方式之間探索的力量之所在嗎？不正是這種波動、這種可塑性、這種成為其他人的特性，讓我們真正實現了自由嗎？
有時候，我們并不完全了解一個人內心的波瀾、隱藏的激情和復仇的欲火，是如何攪動他，使他流離失所、驅使他前進的。我們對他的顫抖、想去的他方或成為他人的需要一無所知。情感的游移、親密關系的混亂和搖擺、欲望導致的生活無序和動蕩，這些跡象都是一個主體無法穩定下來的表象。他人的存在，也在持續地動搖我們、擾亂我們，讓我們失去平衡。任由自己沉浸于強烈的激情之中，屈服于自己的放縱任性，便是冒著失去一切乃至覆滅的風險。冒險、下賭注或者內心波動將會導致一系列后果：丟掉以前擁有的一切，在情感的旋渦中抹殺掉所有。這就是內心不安定所付出的代價。
《在西伯利亞森林中》電影劇照。
有些人會尋求一個地方，來規避這種不合規矩的行為，防止陷入內心動搖，避免這種沖擊將我們摧毀。我們在自己周圍筑起屏障。我們逐漸喜歡上自己所處的地方，習慣它、順應它。我們開始習慣當下穩定而安逸的生活。我們的生活仿佛凝固了一般，我們覺得這樣的生活是安穩的，我們為它們的恒定而感到慶幸。
“我們本該習慣自由地行動，而不需要為此付出代價。但是，我們并沒有這么做，我們待在自己所屬的地方，一切照舊……我們開始對自己的處境感到滿意。”
正如佩雷克所言：“我們忘記了移動。我們選擇停留尋求穩定，沉浸在平靜且熟悉的生活之中。我們用焦慮換來了穩固的立足點，毫無疑問，我們盲目地認為生活處于一種平衡狀態，但實際上這種平衡十分脆弱，我們依然強烈地渴望找到或者重新尋回扎根當下的感覺。”詩人米修曾問道：“你把腦袋放在哪里？”在他以此為題的詩歌中，他曾寫道：只剩下蒼穹，大地已然荒涼。盡管如此，我們仍然試圖在內心尋找一個位置，用來安放我們時常感到無依無靠的身體，或者為其創造一個空間。我們讓自己成為一個港灣、一個庇護所、一個安全之地。我們歡迎他人，照顧他人，這本身就是一種為他人創造空間的方式。
在不斷變化的愛情、友情和親情關系中，每個人各自的位置都會隨著或喜或悲事件的組合而重組，隨著依賴關系的形成或距離的拉開而不斷配置。有些位置始終空閑著，那是因為它們已經成為記憶。有些位置則是缺失的，我們將在以后以另一種方式占據它們。位置的問題，也關乎報復、修復關系又或者和解。不管是別人，還是自己，抑或是漏洞百出的歷史，出現空白總是會給人帶來痛苦。我們并不總是能夠填補這些空白，但是我們可以在空白的邊緣處書寫新的內容。而書寫在邊緣一側的內容，同文章正文一樣，是個人重新富有意義、反思和遠離權威的空間。在文章空白處書寫，就是讓自己的呼聲被聽到，這個聲音首先在邊緣處得到肯定，但有一天可能會成為文本的核心。
太陽下的一席之地
我注視著這只蜥蜴。它總是回到這個我們共同擁有的地方。和我一樣，它棲息在中午時分會被太陽曬得熱乎乎的白色石板上。它靜靜躺著，一動不動。我們兩個都被溫暖所包圍。我們都在曬太陽，我們什么都不做，只是閉著眼睛，享受著暖陽。我們滿足于當下。此時此刻只是我生活的小插曲，但對蜥蜴來說，它只是完美地做著自己，這些只是它純粹的日常。誰能如它一般完美展現自己的身份，做到行動和身份的完美契合呢？這是它作為動物的特權，還是說它生活“貧乏無趣”呢？海德格爾在《形而上學的基本概念》一書中，也對這種生活方式進行了反思，他拒絕將人類和蜥蜴曬太陽進行對比，他認為，蜥蜴并不會同人類一樣曬太陽。人類可以為沐浴陽光而歡喜，可以思考天體物理學問題。而蜥蜴與陽光的關系只有一種，那就是它是陽光的囚徒。蜥蜴“在世界上是很可憐的”，因為它被困在自己所處的環境之中，而這個環境如同一根無法擴張也不會縮小的管道一般。
所以，在一種簡單的生活中尋找自己的位置，就意味著要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于一個有限的世界、一種受局限的生活方式，意味著要被迫按照有限的姿勢、態度和行為同世界建立聯系。那種烏托邦式悠閑生活的夢想就此破碎。或許就像某些哲學家所認為的那樣，人類的幸運之處，恰恰在于世界不是預設的，人類可以離開自己所處的環境四處移動，去了解其他世界。我們在陽光下的位置只是臨時的，我們的影子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轉移，而人類，與大多數動物不同，總是被其他的“太陽”所吸引。也許我們是一種更傾向于遷徙而不是扎根的生物。
《在西伯利亞森林中》電影劇照。
這片露臺上的陽光之地無疑是我最喜歡的地方之一。但在這一刻，我感覺自己像是懸浮著，這個地方并沒有對我做出任何具體的描述，也沒有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定義我，將我與他人區分開來。有些地方，我期待的不是它們讓我扎根，而是它們能讓我解放，讓我暫時擺脫自我，從一連串的思考和預期行動中抽離出來。這里是懸浮之所，是超脫的綠洲。在這個地方，我忘記了自己，融入環境之中。
我 們 是 否 應 該 依 賴 于 具 體 意 義 上 的 地 點 和 空間（比如臥室、房子、家庭、森林、大自然），來團結我們，使我們走到一起？某些地方之所以被稱作“場所”，是因為從本體論角度來說，它們具有一種力量，讓我們重新聚焦于自己、展露自己。或許是因為它們起到了某種“重要保護區”的作用，成為保護我們免受外部侵害和保持真實本性的堡壘。又或者，是因為這些場所將我們刻畫進一段歷史、一種血脈傳承，而這些地方正是這些歷史和傳承的具體、外在體現。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對空間問題展開思考，不僅僅是出于美學或者實用的需要。探索我們與空間的關系，也是一個身份認同的哲學問題。建造或者摧毀某個空間，相應地意味著實現或者阻止某些生活軌跡，而這些生活軌跡往往又是通往某種生活方式的開端。事實上，這些地方并非無關緊要：它們通過一些許可或者禁止的行為，把我們鎖定在我們所處的位置，或者向我們展示我們可以占據的位置。
我們所處的空間絕非中立或者虛無的存在，也并非任由我們書寫的空白紙張。我們被空間所框定，所限制，受其氛圍、色彩、秩序或無序的影響。隨著空間的移動、轉變和沖擊，我們或是被驚擾，或是被鼓勵，或是被迫移動。我們所處的地方并非無關緊要，它們在我們心中留下微妙的印跡。大地的味道、風的力量、熾熱的陽光，這些圍繞我們的能量和元素，或滋養或阻止我們的激情。每個人都應該在空間的隱含結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融入所歸屬的領地。我們所處的空間成為我們的隱藏地、安全屋、避難所，它可以殘酷地暴露我們，可以束縛我們，也可以將我們定罪處罰。事實上，我們所處的地方不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場所，更多是我們自己挖掘出來用以棲身的洞穴，是只屬于我們自身的角落。
每個人都在尋找自己的家，那個我們可以不假思索、閉上眼睛也能自如移動的地方。我們的身體認識回家的路，我們甚至晚上都用不著點燈。我們用孩童般天真的方式看待我們的家：在我們眼中，家是一個充滿安全感的地方，是一個哪怕在黑暗之中也不會磕磕碰碰的地方，是一個能保證我們睡眠和隱私的地方。我們一直在尋找這個如同母親般環繞著我們、讓我們團結的地方，“在人類生活中，家讓我們遠離瑣事煩擾。沒有家，人就會四散無依”。
當我們被限制在家里，或者被責令待在某個地方不得四處走動時，居住場所問題再度成為核心。在人類以為自己因技術而得到解放、能夠自由遷徙的時代，我們又開始夢想小屋、巢穴、溫馨的住所、舒適安心的家，能為我們提供不同的生活方式。我們對地方、居所和空間的探索永無止境。人們在尋找一個“居所”，從詞源學來講，“居”（résider）意味著停止移動。拉丁文“residere”的意思是讓人坐下來，結束移動或者站立的舉動。它指的是停下來、安定下來、不再遷徙和流浪。它也可以指下降，從一個更高的位置轉移到一個更低的位置，包括坐下來、降低身姿。在拉丁語中，“residere”還可以用來描述山勢下沉、水流平緩、火勢漸小或者風力漸弱。“居”意味著處于一個更加平靜、緩和的狀態，也意味著失去當下生活中的激情、活力和強度。那么，我們是否應該像旋轉的陀螺一樣，保持一種原地踏步或僅微微偏移的運動狀態呢？是否只有在這種旋轉的不穩定平衡中，我們才能在追求一個屬于自己位置的同時，又能保持不斷移動的狀態呢？
《在西伯利亞森林中》電影劇照。
正如米歇爾·福柯所說的那樣，在談到“位置的問題”時，我們所處的地方并不是中立的。空間并非沒有特質。正如他所說，“我們并不是生活在一個同質且空洞的空間里，相反，我們每個人生活的空間都充滿了獨特之處，可能滿滿都是奇幻”。我們對圍繞我們的現實、物質和歷史世界并不是漠不關心的。我們對所處的空間充滿期待、希望和幻想。我們所處的位置凝聚著過去記憶與時間的碎片，或象征著可能的未來。它們會引發人類的欲望或者憎惡，有些會吸引我們，有些則會讓我們忐忑不安。我們所經歷的或者穿越的空間，在我們內心留下它們的印記，如同侵入皮膚的文身，又如同水果、香水或者童年時泥土的味道。
但是，在有些房子里，人們背負著沉重的過往，或者有時擔心無家可歸、居無住所。又或者，一些房子因屋頂破敗，家里充斥著無形的暴力，把人從內部摧毀。這些房子讓人充滿不安和恐懼。有時候，房子當著我們的面轟然倒塌，房子的坍塌也是一個人內心的崩塌。
“我們生活的空間既不是連續的，也不是無限的，也不是同質的，更不是均質性的。但我們是否確切地知道它是在哪里開始斷裂，在哪里開始彎曲，在哪里開始分離，又在哪里開始聚合的呢？”
在童話故事里，房子通常由一些物質拼接而成，比如稻草、木頭或者磚塊。在房子里，我們多少會感覺安全。從房子墻壁的精致程度，可以看出房主的生活是否富裕。而糖果屋則讓我們面臨被吃掉的風險。有時候，在兒童畫冊中，房子可以是云朵，象征著我們追求輕盈和溫柔的夢想。我們可能將房子建造在樹上，也可能夢想建在海底或者巨大的郁金香花朵里。人們永遠夢想擁有別的房子，一座我們在里面不會磕磕碰碰的房子，一座能把我們緊緊包裹起來、讓我們想起出生時襁褓一般的房子。但是，有時候我們也會遇到一些讓人焦慮不安的房子，就像奧地利藝術家歐文·沃姆設計的那座軟塌塌的房子，墻壁過于松軟；或者像藝術家漢德瓦薩在維也納的著名作品——漢德瓦薩之家一樣，地板不穩固，墻壁不規則，到處都是斜角和曲線。在這樣的環境中，人們很難不注意腳下而自由行走。在這些房子里，我們親身感受到混亂不堪、無規律生活帶來的不安。在這種環境里，我們只能搖擺，飄浮，隨時保持著警惕。
那么，這種“屬于自己的地方”的夢想是什么呢？是夢想有一個屬于自己的居所，一個我們能融入 其 中 的 有 序 世 界， 一 個 有 著 既 定 位 置、 令 人 安心 的 現 實 嗎？ 是 在 尋 找 一 個 不 會 質 疑 我 們、 不 會讓我們迷失的地方，一個因為熟悉而讓生活變得更加輕松的專屬之地嗎？然而，我們也意識到這種熟悉感的雙刃劍效應，它通過缺乏變化、重復性和不變的同一性，使我們的生命變得枯燥和貧瘠。我們被那種一致性帶來的安逸所蒙蔽，被穩定性的假象所迷惑。我們清楚地看到，這兩種模式是相互對立的。一種是將實際的或象征性的空間視為支撐我們身份的基石或基礎。在這種模式下，我們自認為處于某個派系、某個血脈或者根植于某種系統之中，這種派系、血脈或系統讓我們感到安心，讓我們實現自我定位。但在另一種模式下，我們也可以像亨利· 米 修 一 樣， 在 自 己 的 領 地 內 游 走 卻 又 感 到 陌生；又或者像其他人一樣，成為輕裝上陣、無牽無掛的旅行者。正如亨利·米修在他的作品集《夜動》集，《我的莊園》一詩中所表達的，“像游牧民一樣生活”。然而，正如同法國哲學家加斯東·巴什拉在《空間的詩學》中所警示的，“被關在外面”的風險仍然存在，他在書中曾明確說“監獄就在外部”。
《在西伯利亞森林中》電影劇照。
為自己創造一個位置
我們都曾從他人的生活里竊取過不屬于自己的生活片段。我們在親朋好友那里，找尋和體驗形形色色的生活方式和未知的情感。這些全新的旋律為我們的日常生活賦予了別樣的基調。我們借用其他的生活方式，猶如身著陌生的服裝進行喬裝打扮。我們扮演著他人的角色，代替他們度過幾個小時或片刻，努力讓自己裝得更像。然而，在這種虛構，這種“讓我們假裝”之中，我們借由他人的世界來填補童年的空虛。在這些稍縱即逝的替代過程中，一些極為嚴肅的東西開始發揮作用。
雨果·林登貝格在他的小說《終將成空》中，準確而殘酷地描繪了童年喪母后的痛苦生活。小說的主人公是一個小男孩，在諾曼底與祖母和年邁的瘋癲姑媽一起度過假期。他的父親很少被提及，母親則幾乎被完全忽略。對故事主人公來說，“正常”的家庭生活是一個謎團，他試圖通過觀察海灘上這些所謂的“正常”家庭來揭開這個謎。最終，在一個夏日，在遇見年輕的巴蒂斯特為他敞開家門的那一刻，他才終于得以窺見這種簡單的幸福。閑暇時刻，故事的主人公悄悄地溜到了角落的位置：那是這個收養家庭中，兒子在母親身邊的位置。他觀察那些確認我們在家庭中位置的物品和儀式——一條印有他名字的圓餐巾，一棵為他出生而種的樹。書中寫道：
“在餐桌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有自己的布質餐巾，還有一個用火刻有自己名字的木制圓盤……我也有自己的，但上面沒有我的名字，而是一顆星星。”
但最讓他期待的是睡覺時間，以及入睡前媽媽在他額頭上的親吻：“我必須集中精力，隱藏我的不安，以溫柔男孩的面貌示人……我終于準備好接受這個親吻了。”
他假裝表現得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和明顯，但就是非常期待那個母親的親吻，這個親吻好像能讓他的童年得以確認，好像他也曾短暫地擁有過被愛的權利。
有時候，一個人會以一種看似微不足道，卻又可能具有決定性影響的方式，用寥寥數語，或者一個簡單的舉動，通過一種特別的關注，給予我們一個位置，而我們會在接下來的數年里努力守住這個位置。
《在西伯利亞森林中》電影劇照。
萊昂內爾·杜洛瓦在他的小說《顫抖的男人》中，回憶起中學法語老師輕撫他臉龐的情景。
“一位女士的手輕撫過我的面龐，最后她笑了，她的笑容仿佛在說她喜歡我。我寫道……我是多么感謝她給了我一個位置，因為她‘觸摸’了我。”
這個象征親情的舉動終于讓孩子有了存在感，并為他提供了一席之地，因為他一直在外漂泊，輟學，無人關愛，在這個過于龐大的家庭中找不到容身之地。
那個陌生人，甚至在毫無察覺的情況下，在我們周圍勾勒出一個保護圈、一個光環，讓我們突然變得可見，讓我們在自己眼中有了存在感。只需一句關于未來的話，我們就會把它當作神諭，努力讓它成真。這句話讓一個有待我們去征服的世界顯現出來。有時，只需一眼，我們的輪廓便不再模糊和不確定。我們的生活變得明確，我們此前若有若無的自我變得具體，具有了一定的形狀。無論從哪個意義上講，我們都做出了決定。在別人的手中，在他人的目光中，我們有了力量，獲得了存在感，就如同父母充滿愛意的懷抱讓年幼的孩子意識到自己一樣。但是，當這些懷抱缺失時，當我們親近的人缺乏關愛或關注時，就會有一個陌生人提供這種精神食糧，讓我們找到自我，擺脫一種飄忽不定的存在。撫摩額頭的手或寥寥數語，便可以成為心中的星星之火。
本文經出版方授權，摘編自《我們為何渴望安穩，卻又想要逃離？》，篇幅所限，有少量刪節。
原作者/ [法]克萊爾·馬琳 / [法國]克萊爾·馬琳
摘編/張婷
編輯/走走
導語校對/柳寶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