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睜開眼睛看見的是長江，白天的工作是長江，晚上做夢夢見的也是長江。”楊欣說。
楊欣已經61歲，作為1986年長江科考漂流的成員，如今他仍在為長江流域的生態環保工作奔走。“我想在未來幾年，把長江主題郵局建好，然后再用3年左右的時間，拍攝一部關于長江生態保護的紀錄片，為后代留下點東西。”
楊欣計劃，做完這些事情后，自己一個人再漂流一次長江。他想尋找二十多歲第一次長江漂流時，看到的某棟房子或者某棵樹，“它們還在嗎？”
“以長江做背景，你不敢不剛強”
61歲的楊欣精神矍鑠，眼神清明。他戴一副黑框眼鏡，手臂上搭著一件沖鋒衣，背著雙肩包，大步流星地走來。他的行程被安排得滿滿當當，1個小時的采訪過后，他還要去準備下一場活動的發言，推進建立長江主題郵局項目，這也是他“退休”前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情。
他留著一頭長發，下頜掛著一臉絡腮胡。這是他經年不改的造型，也是長期在高原生活最好的保護——“像羊毛一樣”的頭發、胡子使他最大程度上免受漫天風沙和紫外線的侵害。只不過，相比二十多歲參加長江漂流時，現在的楊欣已經不再年輕——他的胡子和頭發都白了更多。
2015年，楊欣在通天河考察。 受訪者供圖
楊欣出生在四川成都，7歲跟隨父母來到攀枝花，在金沙江邊長大。對孩童時期的他來說，長江就是一個親近自然的巨大游樂園。江邊有水，岸邊有沙，還有草叢和樹林交錯其間。在水中玩點沙，摸魚捉蝦，再到樹林里打打野戰游戲，摘野果，捉螞蚱。他還記得第一次在長江里游泳，那是偷摸地跟著大孩子下水，“當時差點被淹死”。從那次起，楊欣就切身體會到了長江的“厲害”。
中學時期，十幾歲的少年楊欣愛上了“照相”。他說，起初自己的技術談不上高超，不敢去拍人像，也沒有模特，于是便將鏡頭對準了最熟悉的長江，拍長江的一草一木，拍江邊的漁民和耕種的老伯。
江邊的風土人情，楊欣拍著拍著就不滿足了，他開始往長江上游走。當時條件有限，楊欣就一路步行，偶爾能搭一輛拉木頭的車。他走過了還未被開發的麗江、瀘沽湖、虎跳峽，還有玉龍雪山。更多時候，他和他的搭檔是這些地方僅有的游客。
“我經常很牛氣地說‘第一篇怎樣去虎跳峽的攻略’是我寫的。”他笑著說。
楊欣的鏡頭記錄了長江最原生態的一面。當時的瀘沽湖連吃飯的館子都沒有，只有一家“馬店”，下面圈馬，上面住人。干糧吃完了，他就跟搭檔沿著長江“要飯吃”。
一路上他和同伴吃過老鄉家的“糊糊”，也得到過江邊烤土豆人的饋贈。“我們就這樣湊了三天的飯，沿著長江拍了三天。”
1986年初，長江漂流隊開始招募隊員，懂長江、沿著長江行走過、拍過長江的楊欣成為了招募對象之一。“我當時是不愿意去的，我知道這很危險，去了要簽生死狀，可能要死人的。”楊欣說，“但我也有一些私心，就是想拍長江漂流的照片，一夜成名，然后拿獎。”于是便以會計的身份加入了長江漂流隊，負責籌款和管錢。
1986年，楊欣在長江漂流期間。 受訪者供圖
“沒想到有人在漂流中犧牲，有人中途退出，把我一個會計推到了主力隊員的位置。”楊欣說。漂流虎跳峽那天，坐車到江邊后，他其實很害怕，“心一陣狂跳”，但他還是裝出一副很坦然的樣子，進船艙前向大家揮了揮手。
他進入了一個“像坦克一樣”、可以被封閉起來的船艙。漂起來就像一個洗衣缸，楊欣在里面翻滾、像衣服一樣被甩來甩去。大概過了20分鐘，船平靜下來，岸邊接應的隊友打開蓋子，楊欣才感覺自己活過來了。
175天后，楊欣和隊友一起從長江源漂到長江尾，完成歷史上第一次長江漂流。但他們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共有10名隊員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加上1985年犧牲的堯茂書，共有11人因長江漂流而犧牲。
楊欣的攝影作品的確得了獎，獎品是一臺彩色電視機。他覺得自己很幸運，大難不死，而犧牲的人襯托他們活下來的人成為了英雄，長江成了他割舍不掉的牽掛。他決定，自己作為活下來的人，要為長江做些事情。
晚上做夢也是長江
長江漂流結束后的8年間，楊欣為了考察和拍攝長江，又先后4次漂流長江。每次去，都發現長江源地區的生態環境正在經歷變化。曾經的草丘變成了沙丘，一年前還在的冰川在第二年竟消失了。幾年間，楊欣發現長江源地區存在冰川退縮、草場退化、野生動物被大量盜殺等嚴重的生態危機。
1994年，在第五次長江漂流漂至青海治多縣時，楊欣聽說了幾個月前被盜獵分子槍擊身亡的索南達杰書記的故事。他大為震驚，特地去祭拜索南達杰。也就是從這里，楊欣覺得自己該做點什么。他將自己的經歷和拍攝的照片以日記的形式進行出版，賣書、籌款、建立索南達杰保護站。
1994年，楊欣在長江源考察中，走進一戶牧民家中。 受訪者供圖
1997年，楊欣通過義賣自己的攝影作品，帶領11個天南地北的志愿者，在海拔4500米的高原上，在沒有任何資源和外援的情況下，用最簡陋的工具建成了可可西里索南達杰自然保護站。
這是可可西里的第一個自然保護站，扼守在進入可可西里主要路口，成為反偷獵最前沿的基地。
1997年，索南達杰自然保護站首次建站（左五為楊欣）。 受訪者供圖
1999年，楊欣發起并正式注冊成立了四川省綠色江河環境保護促進會（以下簡稱“綠色江河”），總部設在成都，帶領一批又一批的志愿者開展民間環保活動。
隨著可可西里自然保護區和三江源國家公園建立，楊欣意識到已經有更多的力量參與到長江源地區的生態保護中，他決定將索南達杰站交給可可西里自然保護區管理局。“不要忘記我們初衷是什么，我們接下來還有更重要、更艱難的事情要做。”他說。
1998年元旦，楊欣跟隨反偷獵隊在可可西里。 受訪者供圖
以索南達杰自然保護站為基地，在保護藏羚羊的同時，楊欣還帶領綠色江河開展多項調查，如長江源垃圾調查8年，人類學調查6年，長江源冰川監測6年。他發現，垃圾正在成為長江源乃至青藏高原最大的環境問題，這里有很美的景色，但也有很多垃圾。
于是，2011年，楊欣帶領志愿者籌款建立長江源地區的第二個民間保護站——長江源水生態環境保護站，并在長江源探索出“分散收集、長途運輸、集中處置”的垃圾收運模式；與此同時，他開始關注一種世界上“飛得最高的鳥”——斑頭雁，并招募志愿者在斑頭雁棲息地附近駐扎、守護，不讓撿蛋者進入。
2014年，通天河煙瘴掛峽谷考察。 受訪者供圖
每年，楊欣有3個月在成都辦公，順便陪陪家人，另3個月在長江源地區，管理項目和站點的日常事務。剩下的幾個月則奔走在全國各地，宣傳，籌款，談合作。
他每天早上六點起床，寫作一小時，包括日記、工作記錄，或者是發言稿、合作方案等。“只有這個時候才能靜得下心來，寫寫東西。”他說，起床后要參與到打掃、做飯等志愿者的工作中，有時會前往分布在各地的保護站，開展日常的事務性工作，直到晚上11點熄燈睡覺。
“早上睜開眼睛看見的是長江，白天的工作是長江，晚上做夢夢見的都是長江。”楊欣說。
回顧這一路，楊欣坦言，在這個過程中，他遇到了大大小小數不清的困難。“我們常常處在困難之中，但是我們不怕困難，因為我們本身就選擇了一條非常難走的路。”楊欣說，最難的就是選擇走上這條路，“就像上了賊船，下不來了”。
“再完整漂一次長江”
在“退休”之前，楊欣想要做完最后一件事情，建好長江主題郵局。至于“退休”后的生活，他計劃著再次撿起相機，記錄下自己眼中的長江，然后再完整地漂流一次長江。
2017年，楊欣在長江源班德湖。 受訪者供圖
“我所理解的過去的長江文化，是人與自然交融的客船與客運碼頭。大家坐著船，每在一個碼頭停靠時，船上的人都要上去看一看。通過上船、下船把大家串在一起。”在楊欣看來，那時候的長江文化一脈相承，是不可割裂的，有長江之氣。因此才有李白的“朝辭白帝彩云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和“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
在現代社會中，人們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可以通過高鐵、飛機直達，沒有中間環節。“人們不會像過去從重慶到上海要走一個星期，更不會再像李白一樣，浪漫地劃著船順流而下。”
11月30日，楊欣來到北京，和北京市企業家環保基金會（SEE基金會）洽談合作，計劃通過建立長江主題郵局，把長江的文化和自然生態環境串聯在一起。他希望，即使“君住長江頭，我住長江尾”，借助網絡等現代科技，也可以讓住在長江尾的人能看到長江頭的人文地貌、冰川雪山和野生動物。
工作中的楊欣。 受訪者供圖
“我們將沿著長江建11個主題郵局，長江1號在青海，2號在西藏，3號在云南，4號在四川，5號在重慶……一直到長江11號在上海，同時借助SEE基金會的長江在地項目，通過互聯網，讓大家看到班德湖的斑頭雁、江淮地區的江豚、大相嶺的大熊貓、白馬雪山的滇金絲猴，把長江整個流域的生態和自然景觀串聯在一起。”楊欣希望，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傳播長江、點綠長江，讓大家了解長江、熱愛長江，進而參與到長江保護的行列。
楊欣心中惦念的事情不止長江主題郵局，還有拍攝一部關于長江的紀錄片。他計劃用三年的時間，把他眼中的長江、搭檔眼中的長江講述出來，以口述的形式，把長江的冰川、雪山、人文故事都講出來。
做完這些事情，楊欣還有一個愿望——再去漂漂長江。就像以前一樣，帶著一個帳篷，在野外露營，晚上聽聽狼嚎。跟23歲那次匆匆忙忙的長江漂流不同，這一次楊欣不會著急，可以一邊漂流一邊拍攝。
在問到有沒有想到過一種不一樣的生活時，楊欣回答，想過喝茶的生活就把茶帶著漂流，想過喝咖啡的生活就把咖啡帶著漂流。或者可以約上三兩好友，在岸邊搭一個棚子，一起吃頓火鍋再繼續漂流。
“我想去想尋找長江的變化，二十幾歲看到的那棵樹還在嗎？經緯度是多少？”楊欣說，“如果找到的話，就在樹下住一晚上，拍一拍。找不到的話也沒關系，畢竟，這也是長江變遷的一部分。”
對楊欣來說，冒險是他的生活方式。“我們不能確定生命的長度，但可以拓寬生命的寬度和厚度，去豐富生命的里程。”
新京報記者 秦冰
編輯 楊海 校對 張彥君
